當我們匆匆瀏覽了一遍孟郊對詩之真的認識後，還得追溯一下他這種認識形成的淵源。
任何一種觀點的形成「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 ，孟郊當然也不可能例外。只要把他的《送任齊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一詩的序文與《毛詩序》作一比較，便不難發現孟郊詩歌的真實觀與儒家詩學的承繼關係。《毛詩序》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孟郊也認為：「文章之曲直，不由於心氣；心氣之悲樂，亦不由於賢人，由於時故。」二者在詩與政合這一點上靈犀相通。不過，同時他又說過「至樂無宮徵，至聲遺謳歌」（《上張徐州》），此論自然容易使人想起《老子》的「大音希聲」來，可見老莊思想對他或多或少有一些影響。《易經·乾·文言》的「修辭立其誠」與《莊子·漁父》的「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該說同是孟郊真實觀中情感真摯說的嚆矢。孟郊的「願於堯琯中，奏盡鬱抑謠」的抒發憂憤的主張更是孔子「詩可以怨」和司馬遷「發憤」說的發展。
分析孟郊詩歌真實觀形成的原因，如果只注意先秦兩漢儒道兩家給予他的影響，而不提他的同鄉前輩「詩僧」皎然，那就像一個遺傳學家只知道隱性遺傳而不知道顯性遺傳一樣的荒唐。皎然俗姓謝，《唐才子傳》稱他是謝靈運的十世孫，約開元八年生於湖州，卒於貞元間，長孟郊三十多歲。孟郊五十八歲時在洛陽有《送陸暢歸湖州因憑弔故人皎然塔陸羽墳》：「渺渺霅寺前，白萍多清風。昔游詩會滿，今游詩會空。孤詠玉凄惻，遠思景蒙籠。杼山磚塔禪，竟陵廣宵翁。繞彼草木聲，彷彿聞余聰。因君寄數句，遍為書其叢。追吟當時說，來者實不窮。江調難再得，京塵徒滿躬。」詩中提到的「竟陵翁」陸羽，以嗜茶和著《茶經》贏得身後的令名，然存詩既少又無詩論流傳，本文就略而不論了。皎然現存有《杼山集》和《詩式》等著作。從孟郊的「追吟當時說」詩句看，他早年在故鄉時曾親受過皎然關於詩歌的指教是無疑的。孟郊的詩歌真實觀中還能見到《詩式》的影響。孟郊主張詩人的情感應真而不偽，「直」而非「曲」，皎然在駁斥「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的論調時說：「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 孟郊尚奇尚險，《詩式·詩有六至》的前二至是「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 。孟郊在行將就木時寫的《送淡公十二首》之八中回憶說：「江南寺中邑，平地生勝山。開元吳語僧，律韻高且閑。妙樂溪岸平，桂榜復往還。……風味我遙憶，新奇師獨攀。」由此可見「新奇」是皎然詩論和詩歌的一大特點，而深得「新奇」之秘的正是孟郊。
但孟郊並不是像鸚鵡學舌那樣重複一下前人的議論，而是創造性地從前人已有的認識出發，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關於詩歌真實性的認識。這不僅表現在他對詩歌真實性的強調比他的前輩更為具體明確上，也能從他豐富了詩歌真實觀內涵的理論貢獻中得到說明。強調情真是我國古代詩論的一個突出的特點，皎然也只是強調要「直於情性」，孟郊不只繼承和發揮了這一點，而且還明確地提出了「下筆證興亡」的命題，就是說他既主張詩人情感的真摯性又強調反映客觀社會的真實性，使真情和真相得到統一，這就大大豐富了我國古代詩歌真實思想的內容。
他詩歌真實觀的形成借鑒了前人的認識成果，但它形成的真正根源卻深藏在孟郊所生活於其中的現實社會裡，從本質上看，它是當時現實社會的產物。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統治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藩鎮割據和內憂外患使統治階級對自己的統治喪失了信心。於是，統治階級撕去了遮在殘酷統治上面的偽裝，踢開了有礙自己貪慾實現的封建倫理觀念中一切積極的方面。人與人之間只有奸詐和欺凌，缺乏信任、坦率和真誠。孟郊對這種現象曾予以深刻的揭露：「獸中有人性，形異遭人隔；人中有獸心，幾人能真識。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肚裡生荊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巧諂多，非義苟且得。若是效真人，堅心如鐵石。不諂亦不欺，不奢復不溺。」（《擇友》）他憎惡上層社會的奸偽和世態的炎涼，想改變而無力，想逃避又不能。這樣，在他詩中就留下了無窮無盡的對真朴的渴求和讚美：
潛歌歸去來，事外風景真。
——《長安羈旅行》
本末一相返，漂浮不還真。
——《隱士》
對君何所得，歸去覺情真。
——《題韋承總吳王故城下幽居》
眾木盡搖落，始見竹色真。
——《獻漢南樊尚書》
人朴情慮肅，境閑視聽空。
——《藍溪元居士草堂》
他甚至嚮往傳說中古代那種原始的真朴生活，由於他認為「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所以他提出要保持古人的操守：「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秋懷十五首》之十四）勸人們回到古代雖未免迂闊，但用真朴來對抗社會現實的虛偽倒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他對社會要求風俗淳厚，對個人要求誠實無欺，必然導向對詩歌要求「直」與「真」。
孟郊詩歌真實觀內容的時代特徵也極為鮮明。他登上詩壇的時候，人們已逐漸從皎然那時對戰亂的驚愕、恐懼中清醒過來，社會經濟由亂後的蕭條慢慢走向繁榮，詩人們不再像大曆的詩人那樣逃避社會，他們有勇氣面對現實，為社會的統一和中興創造條件。孟郊「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這種頗有生氣的精神面貌就是當時時代的一種折光。因此，他的詩歌真實觀比他的前輩皎然具有更強的現實性。他也不像大曆詩人、詩論家那樣只注意詩人主觀世界高情遠韻的抒發，而是主張直面慘淡的人生，強調個人感情與時代精神的聯繫，真摯地抒發個人與時代相通的悲憤憂傷之情，特別是他強調詩人的社會責任，必須「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它雖與稍後元、白「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精神相同，但又沒有像他們那樣把詩歌的功利目的強調到極端。從時間上看，它結束了大曆前後所流行的抒發個人幽情孤緒的消極主張，成為元和時期要求詩歌積極反映現實的先聲，是大曆到元和之間的中介，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後來經過韓愈的發揮和豐富，他對詩之真的認識就成了韓孟詩派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