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了解孟郊的詩歌真實觀，就絕不能不對他詩歌真實觀的內涵稍作分析。他的「直」和「真」具有哪些內涵呢？概言之，就是詩人感情的真摯性和詩歌的真實性的統一。
首先，它強調詩人主觀感情的真摯，要求詩人「方憑指下弦，寫出心中言」（《抒情因上郎中二十叔……》），認為「潛仙不足言，朗客無隱腸」（《寄盧仝》）。要求情感真摯是我國古代文論中的一個優良傳統。早在《易經》中就提出了「修辭立其誠」的命題，王充在《論衡·超奇篇》中也強調說：「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裡，自相符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 孟郊的「寫出心中言」「朗客無隱腸」就是這一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揚。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認為：「詩者，持也，持人性情。」 黑格爾更是認為：「抒情詩人本來一般地在傾瀉自己的衷曲。」 抒情詩除具備一般文學的共同特徵外，還有它自身所獨具的特性：一般它不是以描摹客觀現實見長，而是以抒發主觀情感標美。因此，抒情主體情感的真摯性就成了一首詩是否具有藝術生命力的關鍵。誠如孟郊所言，「賢與偽見於文章」。假如一個詩人在詩中「心氣」作偽，「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 ，他的詩必然只能是為孟郊所疾惡的「惡詩」。
因此，他十分痛恨用詩來玩弄「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的虛偽情感（《擇友》），認為應該喜則大笑，悲則大叫。與韓愈的「不平則鳴」相應，他主張無拘束地抒發個人的抑鬱之情：「願於堯琯中，奏盡鬱抑謠。」（《晚雪吟》）韓愈送他的那篇著名序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命題，但他的「不平不但指憤郁，也包括樂在內」 。在孟郊眼裡，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人心不正、烽火不絕的衰代，自己又困頓窮餓，所以他更鮮明地提出了「奏盡鬱抑謠」的主張。他稱自己「一生空鷕氣」（《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幽竹嘯鬼神，楚鐵生虯龍。忠生多異感，運郁由邪衷」（《秋懷十五首》之十），因而要通過自己坎坷的道路，鳴胸中和時代的不平。當時一個姓郭的朋友對他說「俗窄難爾容」，好心地勸他以後「少吟詩」，他回答說因胸中「煩惱不可欺」，「從他笑為矯，矯善亦可宗」（《勸善吟》）。他對眾人的譏笑嘲諷不屑一顧（《懊惱》），在《答盧仝》中說「煩君前致詞，哀我老更狂。狂歌不及狂，歌聲緣鳳凰。鳳兮何當來，消我孤直瘡」。為了討好要貴、迎合世俗而把自己內心的悲痛、抑鬱和不平掩飾起來，像「歌女」、優伶一樣強顏承歡買笑（見前），這不是一個有骨氣的正直詩人所當為。「項籍非不壯，賈生非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沾裳。」（《贈崔純亮》）像項羽、賈誼這樣的古代英雄志士「當其失意時」也涕淚滿襟，真實地坦露自己內心的憂怨、悲傷，何況是處在「一飯九祝噎，一嗟十斷腸」（同上）的悲憤之中的詩人呢？掩飾感情會帶來詩情的虛假。他既十分仰慕又有所保留的偉大詩人屈原就從不掩飾自己內心的痛苦和憤怒，班固《離騷贊序》：「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李白也說「哀怨起騷人」 。因為屈原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緊緊相連，他個人的不幸與時代的不幸息息相關，所以，他通過抒發個人的憂愁、怨憤和不平就反映了時代和人民的不幸。孟郊決心以屈原為楷模，發誓將「明明胸中言，願寫為高崇」（《秋懷十五首》之十）。
其次，孟郊的詩歌真實觀還強調詩歌內容的真實性，準確地說，就是詩歌必須真實地反映社會和人生。他不僅僅認為「文不以質勝，則文為棄矣」（《又上養生書》），一般地強調詩歌內容的真實，而且對詩歌提出了「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的更高要求（《讀張碧集》）。在抒情詩中，真摯地抒發詩人的主觀感情與真實反映客觀社會之間，是不是存在著某種相互排斥甚至矛盾的現象呢？這取決於抒情主體情感的崇高與低下。在情感低下、為人卑劣的詩人那裡發泄個人卑污的情感就意味著對客觀社會的歪曲，而在一個偉大或優秀的抒情詩人身上，忠於自己的主觀情感與忠於客觀現實是統一的（完全或部分），主體的「真情」與客觀的「真相」在他詩中能相互融合。抒情詩所抒發的對象——抒情主體的情感是從哪裡來的這個問題，我國古代文論早就進行過探討，並且有的作了唯物主義的回答，從陸機的「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到鍾嶸的「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直到劉勰的「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 ，都一致認為自然界的四時交迭、萬物紛紜和人生的休戚別離是詩人動情的原因，孟郊則進一步強調時代的盛衰變化、政治的治亂興亡對詩人情感的決定作用。他認為「文章之曲直，不由於心氣；心氣之悲樂，亦不由於賢人，由於時故」。由於他比較深刻地認識到了詩人的主觀情感不只是個體心靈的產物，更是時代與政治的溫度計，所以，他提出詩歌應該繼承「風雅」傳統，通過情感抒發來反映社會和人生。他在《讀張碧集》中寫道：「天寶太白歿，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唐才子傳》說張碧對李白傾慕到連名字都要模仿著太白。他的詩散佚嚴重，《全唐詩》中僅存十六首，現在難窺全豹。在現存的詩篇中，除《農父》一首外，幾乎沒有一首當得起孟郊這一推崇備至的評價。從孟郊對張碧評價的內容看，他肯定的無疑是《農父》那一類詩歌，而絕非他的另外那些僅學到了李白的「一杯一詠，必見清風」的閑適之作 。
從「下筆證興亡」這一要求出發，他高揚「風雅」傳統和建安風骨，隨著李白、杜甫、元結等詩人的相繼謝世，大曆後的詩壇一片寂寥，詩人的注意力從社會的大千世界移向了個人的狹小天地，詩歌幾乎成了送往迎來、歌筵酒席和吟花弄月的消遣品。和稍晚的著名詩人白居易「痛恨詩崩壞」 一樣，孟郊面對詩壇的狀況發出了「自悲風雅老」（《自惜》）的喟嘆，立志要起而振之，使詩歌重新走上面向社會和人生這一道路。現實風雲的激蕩使他們激動不已，他滿懷信心地說要「獨立占古風」（《送盧虔端公守復州》），寫出「落落出俗韻，琅琅大雅詞」（《送友人》）來，他十分推崇建安詩歌，在《贈竟陵盧使君虔別》中，為能讀到盧虔充滿現實內容、具有建安風骨的詩歌深感欣喜，高興地稱讚盧虔詩歌：「頓得竟陵守，時聞建安吟。」又在《上包祭灑》中稱讚包祭灑的詩說：「瓊音獨聽時，塵韻固不同。春雲生紙上，秋濤起胸中。時聞五君詠，再舉七子風。」陳子昂、李白、杜甫和元結都以建安詩歌為效法的榜樣，這是由於建安詩人在天下分崩、血流漂杵的年代沒有像大曆時的詩人那樣，遠離時代的旋渦去寫作閑適寧靜、寂寞冷落的纖弱詩歌，恰恰相反，「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反而使他們的詩歌「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 。
從「下筆證興亡」這一要求出發，和韓愈一樣，孟郊堅定地捍衛了李白和杜甫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他因詩壇的沉寂而時常嘆惋「可惜李杜死」（《戲贈無本二首》之一），可見他對李、杜的崇敬和服膺。時人還沒有真正認識李、杜詩歌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對他們的光輝詩篇多所貶抑。就是稍後以「惟歌生民病」自勵的詩人白居易對李、杜詩歌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也作了大可商榷的評價：「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覙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而已 。孟郊在《懊惱》中不無懊惱地說：「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抱山冷殑殑，終日悲顏顏。好詩更相嫉，劍戟生牙關。前賢死已久，猶在咀嚼間。」李白死於寶應元年，杜甫死於大曆五年，距孟郊作此詩時已幾十年了，所以詩稱「前賢死已久」。這首詩當然不能說是針對白居易而發的，不過聯繫韓愈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 來看，孟郊該詩絕非泛泛之詞，當時確有一股詆毀李、杜的歪風。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孟郊的「下筆證興亡」二者的主張如此相似，為什麼在對李、杜評價上二人又相差如此之遠呢？看來把孟郊與白居易對詩歌真實性的主張作一比較，對於進一步弄清孟郊詩歌真實觀的特徵也許不是多餘的。
白居易給詩歌下過一個比較全面的定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它標誌著白居易對詩歌藝術的本質特徵所把握的深度。白居易既然認識到了情為詩之根，李白的詩歌都是他感情的真摯流露，他為什麼還對他的詩歌多有微詞呢？霍松林的《「根情、苗華、華聲、實義」—— 一個現實主義的詩歌定義》一文揭開了個中秘密：「白居易所說的『根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