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孟郊也會茫然失措，默認既不忍而辯解又不能，因為指責屈原面「有慍色」、情「積憂愁」的孟郊，與自己「沉憂獨無極，塵淚互盈襟」（《病客吟》）的孟郊本來就是相互矛盾的。在孟郊的精神生活中，情與理遠不是相互配合的手足兄弟，而是經常彼此拆台的對手和冤家。
孟郊早年曾從名僧皎然游，後來又與不少僧人和道士交往，並同淡公、清遠、悟空、獻上人、無懷、智遠等有詩唱和，憤激之餘還揚言要去當隱士：「本末一相返，漂浮不還真。山野多餒士，市井無飢人。虎豹忌當道，麋鹿知藏身。奈何貪競者，日與患害親。顏貌歲歲改，利心朝朝新。孰知富生禍，取富不取貧。寶玉忌出璞，出璞先為塵。松柏忌出山，出山先為薪。君子隱石壁，道書為我鄰。寢興思其義，淡泊味始真。陶公自放歸，尚平去有依。草木擇地生，禽鳥順性飛。」（《隱士》）「因思蛻骨人，化作飛桂仙。」（《終南山下作》）「願逐神仙侶，飄然汗漫通。」（《游城南韓氏庄》）老來他還十分感傷地說：「自悲風雅老，恐被巴竹嗔。……始驚儒教誤，漸與佛乘親。」（《自惜》）行將就木了才開始驚覺儒教誤身，因而和老妻一起讀起佛經來：「垂老抱佛腳，教妻讀黃經。」（《讀經》）然而，他始終是個儒家信徒，在人生道路上跌碰了一生才「始驚儒教誤」，這句詩本身就道出了他的主導思想。他和許多道士相過從，卻認為神仙之事怪誕不經：「豈知黃庭客，仙骨生不成」（《傷哉行》），「蓬萊浮蕩漾，非道相從難」（《送無懷道士游富春山水》），因神仙之事不合儒家之道，所以直接告訴道士「相從難」。對禪師更是敬而遠之，《夏日謁智遠禪師》一詩說：「吾師當幾祖，說法雲無空，禪心三界外，宴坐天地中。院靜鬼神去，身與草木同。因知護王國，滿缽盛毒龍。斗藪塵埃衣，謁師見真宗。何必千萬劫，瞬息去樊籠。盛夏火為日，一堂十月風。不得為弟子，名姓掛儒宮。」他明白地告訴對方，不願跟他一起參禪禮佛，自己已「名姓掛儒宮」了。
的確，儒家思想是他安身立命的行為準則，他在《上常州盧使君書》中說：「道德仁義，天地之常也。將有人主張之乎。曰：賢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以周天下而行也。無其位，則周身言之可也。」他更常常在詩中談仁說義：「因凍死得食，殺風仍不休。以兵為仁義，仁義生刀頭。刀頭仁義腥，君子不可求」（《寒溪九首》之六），「堯聖不聽汝，孔微亦有臣。諫書竟成章，古義終難陳」（《寒溪九首》之五）。他「無其位」自然不能將仁義「周天下而行」，但他多次表白要用它修身：「為於仁義得，未覺登陟勞。」（《立德新居十首》之四）他還聲稱要以仁義為指導自己創作的準繩：「驅馳竟何事，章句依深仁。」（《自商行謁復州盧使君虔》）劉言史《初下東周贈孟郊》也稱讚孟郊的詩歌「修文返正風，刊字齊古經」 。
他甚至將儒家的某些思想推至極端，認為「君子耽古禮」應「如饞魚吞鉤」（《魏博田興尚書聽嫂之命不立非夫人詩》），他有少數詩像冬烘先生的枯燥說教。他有一首詩寫被拋棄的女性，雖然也流露了對去婦的同情，但詩的重心不是控訴女性在社會中的不幸，卻乾巴巴地宣揚從一而終的古訓：「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安知御輪士，今日翻飛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絲弦。」（《去婦》）被清人選入《唐詩三百首》的《烈女操》更是陳腐可笑：
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
貞婦貴徇夫，捨生亦如此，
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這簡直是宋代理學家「存天理去人慾」的濫觴。張籍《贈孟郊》一詩恭維他說：「君生衰俗間，立身如禮經」 ，豈知這正好暴露了孟郊的迂腐僵硬。
波瀾不驚或心靜如井水的這種和平中正，是他所企慕的一種最高精神境界，韓愈稱他「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燥」（《薦士》），這與其說是對孟郊人格的評價，毋寧說是道出了孟郊所追求的人生態度。屈原多次表白自己的才幹和節操，「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感情更是憂憤無端，不斷地指斥朝廷小人，常將自己的高尚反襯權奸的卑劣。這些在儒者眼中都有損溫柔敦厚之旨和中正和平之情，有此漢儒把屈原當作「王澤竭」時的「變風變雅」，孟郊也非議屈原「騷文炫貞亮，體物情崎嶇」，甚至把他說成是「名參君子場，行為小人儒」（見前）。
然而，孟郊在理性上推崇的東西，在情感上又拒斥甚至厭惡它，他的情與理經常處於分裂之中。他剛才還在攻擊屈原有傷溫柔敦厚，自陷於不忠不孝，轉而又歌頌起屈原來：
楚屈入水死，詩孟踏雪僵。
直氣苟有存，死亦何所妨。
日劈高查牙，清棱含冰漿。
前古後古冰，與山氣勢強。
閃怪千石形，異狀安可量。
有時春鏡破，百道聲飛揚。
潛仙不足言，朗客無隱腸。
為君傾海宇，日夕多文章。
天下豈無緣，此山雪昂藏。
煩君前致詞，哀我老更狂。
狂歌不及狂，歌聲緣鳳凰，
鳳兮何當來，消我孤直瘡。
——《答盧仝》
這首詩讚美的東西正是前首詩否定的東西，此刻他又從個性和體驗著眼主張不平則鳴，強調直氣和狂狷，只要直氣不虧就是「入水死」又何所妨？對社會和人生的痛苦體驗使他的感情憤激憂傷，詩的調子急促苦澀，並發誓說「願於堯琯中，奏盡鬱抑謠」（《晚雪吟》）。
孟郊這種情與理的分裂，一方面說明儒家倫理和詩教在中唐社會的蒼白，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唐社會的病態。一個走向衰微和解體的社會，必然要攪亂它的精英分子精神上的平衡，造成他們靈魂或人格的分裂。那個「世道」不僅使孟郊這種恪守仁義道德的寒士在現實生活中吃盡了苦頭，也使他的靈魂飽經磨難。他屢屢招來器量褊窄和氣度拘促之誚，這些批評大體上也符合實際，孟郊的心胸的確算不上寬廣，為人也夠不上豁達，精神更談不上平衡，要是將他與盛唐詩人相比這一點就更為明顯。然而，病根仍植於他所生活於其中的時代，也就是他自己所謂的「天地氣不足」（見前）。這種現象並不限於孟郊一人，中唐詩人一般都不具備盛唐詩人那種開闊的胸襟、傲岸的氣勢和健全的人格。
盛唐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代，政治的開明、經濟的繁榮和國力的強大，激起了一代士人對功名的狂熱追求，他們對前途充滿了樂觀的憧憬，那時社會的理想和個人的追求也趨於一致，因而他們積極地內在於自己的時代，具有高度的現實獻身精神和歷史責任感，對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對自己的才能更為自負。浪漫豪放的李白自不必說，他認為自己是個無所不能的全才：「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還稱自己「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 ，就是富於現實感的杜甫也「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讀一讀「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的詩句 ，就不難感受他那目空一切的氣勢。因為他們把自己與社會同一起來，以拯世濟時為已任，所以盛唐詩人眼界宏闊，胸懷博大。「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塞垣苦，豈為妻子謀」 。每個人都希望能進用於國家，連終身不仕的孟浩然也說「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王維也認為「聖代無隱者，英靈盡歸來」 。自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是齎志以歿，有的舉場失意，有的久沉下僚。不過，落第後最讓他們難為情的是「恥作明時失路人」 ，最多也只委婉地嘆息「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甚至落第了還認為時明主聖，只怨自己「時命不將明主合，布衣空染洛陽塵」 ，安慰落第者的詩歌也「反覆曲折，使落第人絕無怨尤」 。在盛唐幾乎聽不到晚唐落第者那種咬牙切齒的罵詈：「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孟郊，見前），「下弟子不恥，遺才人恥之」 。盛唐人也有失意的縱聲怒吼：「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表面上看它與孟郊的「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是說同一個東西，即人生的道路坎坷難行，但細讀就能發現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前者認為現實社會畢竟大道通天，而我個人卻命途多舛；後者則尖銳地指出「出門即有礙」，禍根就在於「天地」本來不寬——社會嚴重地壓抑摧殘了寒土。盛唐詩人精神平衡，不管個人是達是窮，他們照樣昂揚開朗，生活得瀟洒豁達，一點也不影響他們興緻濃厚地去品味生活，暢快地縱情山水。
中唐社會江河日下，安史叛軍趕走了唐玄宗，也驚醒了一代士人的美夢。亂後藩鎮割據，權貴腐敗，朝政日非，士人全無盛唐人那種時代的自豪感，幾乎每個人都覺得生不逢時，於是人們開始與社會疏離，不再以天下國家為己任，而是龜縮於自我的小天地之中。個體與社會分裂了，個體自身的精神結構也隨之分裂。白居易是中唐最有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