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面對著天崩地塌的社會巨變，那些滿懷民族氣節的思想巨子和文壇領袖，在抗清復明的壯舉失敗之後，雖然遁跡幽棲潛心著述，但其內心仍然在呼喚力挽狂瀾的不世之才，推崇經天緯地的博大胸襟，嚮往倜儻豪雄堅貞卓絕的心力。這一傾向反映在詩文創作和詩歌理論上，便是醉心於雄強博大的巨制，追求巨刃摩天的氣勢，崇尚豪邁激蕩的「陽氣」 。屈原、李白、杜甫容易激起他們的共鳴，雖然推重陶淵明忠晉的氣節，但他們對陶詩所抒寫的情懷和境界則比較隔膜，如王夫之就不滿陶詩「量不弘而氣不勝」 ，認為「少無適俗韻」「結廬在人境」「萬族各有托」等詩，是「托體小者，雖有佳致，亦山人詩爾」 。當時的詩人歸庄在《費仲雪詩序》中也說陶、陸等人缺乏劉琨的「氣象」：「倜儻奇偉之人，發於文辭，必將如幹將之在匣，良玉之在璞，星斗山川，皆見氣象，非尋常詩人之可擬也。劉司空詩雖不多，顧其氣象，豈潘黃門、陸平原、陶彭澤之比邪？」僅以「氣勢」和「氣量」論詩難免偏激，它不過反映了那種特殊歷史時刻士人普遍的期盼與情緒。其實，王夫之的藝術眼光極其敏銳，儘管對陶詩的「氣量」略有微詞，儘管他只以「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視陶 ，他仍然將陶淵明與曹植、阮籍等並列為第一流詩人 ，並對陶詩中所表現的那種超然洒脫的生命境界讚賞不已 。黃宗羲、顧炎武、朱鶴齡等人頌揚陶的志節高風，吳喬、賀貽孫、陳祚明等則讚揚其詩藝絕倫。吳喬在《圍爐詩話》卷一中，認為古今詩人陶、杜為最：「詩如陶淵明、杜甫者，上也；如李太白……為次之。」陳祚明同樣認為陶、杜同為詩國巨人：「千秋以陶詩為閑適，乃不知其用意處。朱子亦僅謂《詠荊軻》一篇露本旨。自今觀之，《飲酒》《擬古》《貧士》《讀山海經》，何非此旨？但稍隱耳！往味其聲調，以為法漢人而體稍近。然揆意所存，宛轉深曲，何嘗不厚？語之暫率易者，時代為之。至於情旨，則真《十九首》之遺也。駕晉、宋而獨遒，何王、韋之可擬？抑文生於志，志幽故言遠。惟其有之，非同泛作，豈不以其人哉！千秋之詩，謂惟陶與杜可也。」他在同書中還對陶詩的藝術風格作了生動的闡述：「陶靖節詩如巫峽高秋，白雲舒捲，木落水清，日寒山皎之中，長空曳練，縈郁紓回。望者但見素色澄明，以為一目可了，不知封岩蔽壑，參差斷續，中多靈境。又如終南山色，遠睹蒼蒼，若尋幽探密，則分野殊峰，陰晴異壑，往輒無盡。」 他形象地道出了陶詩既單純又豐富、既澄明又蘊藉的特徵。
明末清初的作家和學者賀貽孫，與同輩們努力恢複正統儒家的獨尊地位、強調以儒家倫理道德規範人的個性情感的思想傾向稍有不同，他思想的「大旨則黃老家言」 。當文壇同聲聲討晚明文學思潮時，他仍然回護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基本主張，在《周玄濱先生吉祥樓破愁草詩序》中倡言作詩應「本色天真，自寫懷抱，不借辭於古人，不競巧於字句，不鬥麗於聲華，蕭條高寄，一往情深」，因而，他在古代詩人中最心折陶淵明。賀氏在《詩筏》中說：「鍾、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 「厚」也是他本人評詩的重要標準：「『厚』之一言，可蔽《風》《雅》。」 他解釋什麼是「厚」時說：「詩文之厚，得之內養，非可襲而取也。博綜者謂之富，不謂之厚；濃縟者謂之肥，不謂之厚；粗僿者謂之蠻，不謂之厚……所謂厚者，以其神厚也，氣厚也，味厚也。」 他說：「陶元亮詩淡而不厭。何以不厭？厚為之也。詩固有濃而薄，淡而厚者矣。」 陶詩之「淡」是「厚之至變至化者也。夫惟能厚，斯能無厚。古今詩文能厚者有之，能無厚者未易覯也。無厚之厚，文惟孟、庄，詩惟蘇、李，《十九》與淵明。後來太白之詩，子瞻之文，庶幾近之」 。他認為陶詩之淡來於其厚，因而他的淡是「無厚之厚」，是比「能厚」更高一層的境界。
賀貽孫還在《詩筏》中用大量的篇幅闡述了陶詩的藝術境界與其人生境界的內在關係。陶詩其所以平淡自然，不像晉、宋間詩人那樣鋪金疊綉地裝飾，是由於他超脫了聲名、利害、計較，不在乎世俗的毀譽和褒貶。賀氏指出：「論者謂五言詩平遠一派，自蘇、李、《十九首》後，當推陶彭澤為傳燈之祖，而以儲光羲、王維、劉眘虛、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諸家為法嗣。但吾觀彭澤詩自有妙悟，非得法於蘇、李、《十九首》也。其詩似《十九首》者，政以其氣韻相近耳。儲、王諸人學蘇、李、《十九首》，亦學彭澤，彼皆有意為詩。有意學古詩者，名士之根尚在，詩人之意未忘。若彭澤悠然有會，率爾成篇，取適己懷而已，何嘗以古詩某篇最佳而斤斤焉學之，以吾詩某篇必可傳而勤勤焉為之？名士與詩人，兩不入其胸中，其視人之愛憎，與身後所傳之久暫，如吹劍首，一吷而已。彭澤《五柳先生傳》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其《戒子書》云：『少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味『自娛』二字，便見彭澤平日讀書作詩文本領，絕無名根，而所云『開卷有得』，所得何事？豈從字句間矜創穫者哉……大抵彭澤乃見道者，其詩則無意於傳而自然不朽者。嗟呼！古今詩文人不知凡幾，而傳者百無一二，豈非有意於傳者之過哉！」 為此，他針對鍾嶸關於陶詩「其源出於應璩」的論述，毫不客氣地說：「陋哉斯言！使彭澤果出自應璩，豈復有好彭澤哉？余謂彭澤序《桃源詩》：『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即陶詩自評也。後人必擬何者為漢詩，何者為魏、晉詩，字句模仿，僅得古人皮毛耳。此無他，名心為之累也……陶公不知有古今，自適己意而已，此所以不朽也。」 由於陶淵明無意於做詩人，更無意於以詩博得世人的稱道，所以他不像「名士之根」未除的詩人那樣，「以古詩某篇最佳而斤斤焉學之」，也不會刻意模仿某家某派的詩風。鍾嶸根據他《詩品》的體例，就像為其他詩人追溯源流那樣，竟簡單地說陶詩「出於應璩」，難怪招來賀氏「陋哉」之譏了。賀氏還指出：「陶詩中雅懿、朴茂、閑遠、淡宕、雋永，種種妙境，皆從真率中流出，所謂『稱心而言人亦足』也。真率處不能學，亦不可學，當獨以品勝耳。」 稱陶公超脫了聲名之累，陶詩句句從真率中流出，無意於為詩而詩無不妙，都不失為獨得之見。賀氏對陶淵明並非盲目崇拜，而是理解後的傾心。
清代前期詩壇上的「國初六家」——施閏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禎、趙執信、查慎行等人，他們論詩所持的觀點各異，寫詩所企慕的風格不同，但都高度評價陶詩。施閏章在《綏庵詩稿序》中稱「詩以自然為至，以深造為功」，所以他在歷代詩人中最推重陶淵明、李白、王維，在《曾子學陶詩序》中說陶無意為詩而詩卻映照千古，在《蠖齋詩話》中讚美陶詩「偶然入妙」。康熙年間的詩壇領袖王士禎倡神韻說，追求清遠沖淡、自然天成的韻味，在唐以前詩家中他最尚陶潛，在其《古詩選·五言詩凡例》中稱他是「卓絕先後」的人物：「《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針縷襞績之間，非愚則妄。此後作者代興，鍾記室之評韙矣。愚嘗論之：當塗之世，思王為宗，應、劉以下，群附和之，惟阮公別為一派。司馬氏之初，茂先、休奕、二陸、三張之屬，概乏風骨；太沖挺拔，崛起臨皌，越石清剛，景純豪雋，不減於左，三公鼎足，此典午之盛也。過江而後，篤生淵明，卓絕先後，不可以時代拘墟矣。」他認為「六代惟陶彭澤」可追《風》《雅》，而陶詩的特點在於「純任真率，自寫胸臆」 。查慎行也推陶淵明為詩史上「千秋第一人」，稱頌陶詩「精深涵道味，爛漫發天真」 ，從詩題到詩語都洋溢著他對陶的敬服之情。儘管清朝前期的詩人和詩論家視野不同，但都認同陶淵明為六朝最傑出的詩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
稍後的詩壇上和批評界學派林立，異說紛呈，其中以沈德潛為代表的「格調說」、以袁枚為代表的「性靈說」和以翁方綱為代表的「肌理說」，在理論上最為成熟和系統，因而在詩人中產生的影響也最大。沈德潛標舉「溫柔敦厚」，要求以儒家倫理規範人的性情，使其「去淫濫以歸雅正」 。沈氏在「淵深朴茂」的陶詩中發掘出了「溫柔敦厚」的倫理意義，認為「漢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 ，稱淵明為「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有不獨步千古者耶」 ？在《說詩晬語》中說陶詩的特點是「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其詩「中有元化，自在流出」，與六朝許多專尚琢句的詩歌「烏可以道里計」。在理論上與沈德潛同聲相應的李重華也認為「五言古以陶靖節為極詣，但後人輕易摹仿不得」，「西晉詩當以阮籍作主，潘、左輩輔之。若陶公高骨，不可以時代論，即照時代序列，斷屬東晉，今人以陶謝並稱，俯列宋代，不得以知言目之」 。推舉「性靈說」的袁枚強調詩中須有「真我」，批評當時在詩中堆垛學問和羅列典故的習氣，因而傾心於用自然平易的語言「取適己意」的陶詩，在《隨園詩話補遺》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