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真正認識到陶淵明「出類拔萃」的是宋人。唐代詩人大多嚮往意氣和功業，因而對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頗有異議；詩文創作崇尚壯麗豐腴，因而對陶詩難免「枯槁」之嘆，總之，陶淵明在終唐之世都沒有成為一般詩人效法的對象，少數詩人將他與謝靈運並稱「陶謝」就要算是他所受到的最高抬舉了。可是，一到宋代，「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 。被南朝人捧為「富艷難蹤」 、被唐人捧為「詩中之日月」的謝靈運 ，這時被大多數詩人看成是不能與陶淵明並論的二流詩人，「謝康樂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已成詩人們的共識 。不僅僅謝靈運不能與之並論，在宋人眼中陶淵明古今獨步，一代文宗蘇東坡在《與子由書》中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他還在《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之一中聲稱「淵明吾所師」。這並不是蘇軾興之所至的偏激之言，它代表了蘇軾晚年成熟的詩歌見解，也幾乎是有宋一代詩人們的公論，從北宋到南宋的詩壇巨子無不以陶淵明為師，更無不以陶詩為詩歌的極致。陸遊在《讀陶詩》中說：「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千載無斯人，吾將誰與歸？」他還勉勵自己說：「學詩當學陶，學書當學顏。」他將陶淵明詩歌與顏真卿書法作為詩和書法藝術的頂峰。辛棄疾稱「陶縣令，是吾師」 。詩論家許顗也認為「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 ，曾紘更是認為「陶公詩真詩人之冠冕」 。宋代的思想家也無不推尊陶淵明，真德秀甚至認為：「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以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為詩之根本準則。」 陶詩既被奉為詩藝的圭臬，陶公自然也就被推為詩國巨人了。
陶淵明在宋代接受者心目中的身價陡增，一方面說明陶淵明的文本是一個多層面的未完成的開放結構，具有對未來每一個時代開放的可能性，而且它在不同的歷史關聯域中向不同時代的接受者傾訴不同的內容，顯露不同的層面，另一方面說明宋代的接受者對詩歌藝術具有不同於南朝和唐朝的期待視野。他們追求一種新的人生境界，因而也具有一種新的審美趣味，持有一種新的藝術標準。
儒學的復興至宋代已經完成，擔當社會責任被士大夫視為人生應盡的義務，加之宋代重文輕武的統治策略，使世俗地主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的中堅和權力的中心，因而激發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喊出了一代士人的心聲。但是，隨著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宋代與漢、唐兩朝相比，無論政治還是軍事都顯出衰頹的病態，政治上的高度專制集權暴露了上層統治者缺乏唐朝統治者那種大度和自信，軍事上每次對外戰爭的慘敗暴露了國力的貧弱，士風的因循苟且和貪競浮華更暴露了士人缺乏唐代士子那種蓬勃向上的朝氣。一次次政治改革的流產失敗，官僚機構日益龐大臃腫，國家疆域卻日益狹小逼仄，「天下之憂」觸目驚心，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蘇軾都對國家的前途滿懷憂慮，南宋的陸遊、辛棄疾的心境更近於悲涼，而「天下之樂」卻渺茫難尋，范仲淹、王安石等改革者的強國夢終成泡影，陸遊咽氣時也沒盼到「王師北定中原日」 ，因而宋代士人的心靈深處抹不去「無可奈何花落去」的陰影 ，驅不走無力回天的沮喪。這造成了他們既進取又退避、既入世又超世、既滿懷希望又時露消沉的雙重人格。對外在事功的失望與幻滅，使他們日益龜縮到內心，希望通過心靈的淡泊寧靜來減輕外在世界的壓力，不能在現實世界成就事功，便在精神世界尋找自在。歐陽修以「醉翁」名亭，蘇軾以「超然」名台，辛棄疾更以「稼軒」為號，由此可看出宋代士人的人生取向。陶淵明解脫了功名、利祿、成敗束縛後那種人生的灑落之境，被有宋士人推崇為最高的生命境界，東籬採菊、南山種豆、東軒把酒也被視為超然淡泊的風雅之舉。蘇軾一直神往宅心曠遠的魏晉風度，為自己「半生出仕」而「深愧淵明」，並發誓「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 。他到老來還感嘆道：「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 在詩歌創作中也激賞陶淵明那種超然自得的風致，惋息「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 。陶淵明成了他理想的人格標本，陶詩也成了他寫詩的楷模。他自己也常常以宋代陶淵明自許，作於黃州貶所的《江城子》一詞說：「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也說：「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連理學家朱熹也稱自己「平生尚友陶彭澤」 ，認為「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因此，他推崇陶公而不滿意杜甫：「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 ，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 這位口口聲聲不忘君臣父母民彝物理的理學大師，居然也不滿意「局促塵埃」，不喜歡唐代詩人們為功名富貴而「常忙了」，居然也羨慕起陶淵明的翛然高曠來了。陶詩《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之二說：「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朱子嘗書此詩與一士子云：能參得此一詩透，則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 即使是希望「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的辛棄疾 ，也說「傾白酒，繞東籬，只於陶令有心期」 「待學淵明，更種門前五柳」 「一尊搔首東窗里。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 。和蘇軾一樣，辛棄疾也以當世淵明自許：「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 ；也和蘇軾一樣，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慕陶而不如陶，「我愧淵明久矣，猶藉此翁湔洗，素壁寫歸來」 。
宋代詩人注重精神的自在與自得，寫詩和賞詩講求韻味和意趣。晚唐和宋人講求的「韻味」不同於南朝人所追求的「滋味」。鍾嶸的「滋味」所強調的是耳目感官的愉悅，要求詩歌「巧構形似之言」，語言「詞采蔥皅，音韻鏗鏘」 ；相反，「韻味」恰恰要求「離形得似」 ，強調「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追求的是「咸酸之外」的「韻外之致」和「味外之旨」 。宋人所講的詩味或韻味忽視詩歌語言形式的華美，甚至認為只有「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 ，鄙薄南朝人只知道「咀嚼英華，厭飫膏澤」的藝術品味 。宋包恢在《書徐致遠無弦稿》中也認為「凡其華彩光焰，漏泄呈露，燁燁盡發於表而其里索然無餘韻者，淺也；若其意味風韻，含蓄蘊藉，隱然潛寓於里而其表淡然若無外飾者，深也」。因而，一向不太受重視的陶詩，入宋以後被奉為詩歌的典範，大多數詩人和詩論家認為陶淵明是詩國的巨人，宋范溫將此闡述得最為明白詳盡：
自三代秦漢，非聲不言韻；舍聲言韻，自晉人始；唐人言韻者，亦不多見，惟論書畫者頗及之。至近代先達，始推尊之以為極致。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苟不勝，亦亡其美。夫立一言於千載之下，考諸載籍而不繆，出於百善而不愧，發明古人鬱塞之長，度越世間聞見之陋，其為有包括眾妙、經緯萬善者矣。且以文章言之，有巧麗，有雄偉，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穩，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則可以立於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備焉，不足以為韻，眾善兼備而露才用長，亦不足以為韻。必也備眾善而自韜晦，行於簡易閑澹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觀於世俗，若出尋常。至於識者遇之，則暗然心服，油然神會。測之而益深，究之而益來，其是之謂矣。其次一長有餘，亦足以為韻；故巧麗者發之於平淡，奇偉有餘者行之於簡易，如此之類是也。自《論語》《六經》，可以曉其辭，不可以名其美，皆自然有韻。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書，意多而語簡，行於平夷，不自矜炫，故韻自勝。自曹、劉、沈、謝、徐、庚諸人，割據一奇，臻於極致，盡發其美，無復余蘊，皆難以韻與之。惟陶彭澤體兼眾妙，不露鋒芒，故曰：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初若散緩不收，反覆觀之，乃得其奇處；夫綺而腴，與其奇處，韻之所從生；行乎質與癯，而又若散緩不收者，韻於是乎成。《飲酒》詩云：『榮衰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歸園田居》詩，超然有塵外之趣。《贈周祖謝》詩，皎然明出處之節。《三良》詩，慨然致忠臣之願。《荊軻》詩，毅然彰烈士之憤。一時之意，必反覆形容；所見之景，皆親切模寫。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乃更豐濃華美，然人無得而稱其長。是以古今詩人，惟淵明最高，所謂出於有餘者如此。
從范溫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宋人對陶詩「韻味」或「韻」的理解和讚歎大致包括三個層面：首先是指它富於「超然塵外之趣」，其次是指它在表現上的蘊藉雋永，再次是指它造語平淡自然。
「超然塵外之趣」即蘇軾所謂「遠韻」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