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詩在南北朝受到冷落，是由於它在喜歡剪紅疊翠的南北朝人眼中「詞采未優」 ，隋初的統治者雖然「屏黜輕浮，遏止華偽」 ，可陶淵明非但沒有因此受到重視，反而被這一短命的朝代完全遺忘。這是由於在改朝換代的歷史時期，陶詩不能直接服務於政治教化，急於想要穩定政權的統治者自然不會給它以禮遇；一般士人又缺乏品味陶詩的環境與心境，因而陶淵明也在他們的視野之外。隋朝末年的大儒王通倒是記起了陶淵明的存在，但他把陶淵明視為棄絕人世的僻隱之流，《文中子中說·立命》篇載：「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王通強調士人應不忘君臣之義，不忘兼濟之志，當看到其弟王績在《五斗先生傳》中稱自己「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萬物不能縈心焉」以後，王通責備他說：「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可見，王通稱陶淵明為「放人」多有微詞，這位文中子所謂的「放人」也就是「棄人」。
唐朝立國之初，從最高統治者到一般文人，一方面猛烈抨擊南朝淫靡的文風，如魏徵在《群書治要序》中批評近世「競采浮艷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技」的流弊，並將文風質樸還是浮華與國運的興衰久暫聯繫起來，認為侈麗淫蕩的文風導致南朝各朝「宗社須臾傾覆」 。另一方面唐初文壇上仍然籠罩著齊梁的流風餘韻，人們的審美趣味及文學批評標準仍然與南朝一脈相承，南朝受寵的好些詩人在唐初照樣受寵，如太康的潘、陸仍以其「黼藻相輝，宮商間起」受到人們的愛戴 ；南朝的文壇巨擘仍是被仿效的典範，「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仍為人們所欽羨 。朝代和政治氣候雖然變了，但人們的期待視野並沒有隨之改變，因而陶淵明受冷落的景況也依然如舊。《晉書》《梁書》《陳書》《隋書》《南史》等唐初修成的正史，其中的文學傳論在論及詩歌的發展史時，基本襲用沈約、鍾嶸、劉勰等人的成見，陶淵明還是在他們的視野之外。陶淵明被列入《晉書》和《南史》的《隱逸傳》，傳中大談陶淵明如何「少懷高尚」 ，如何「能安苦節」 ，就是不談他如何會寫詩文。編纂於唐高祖武德年間的「《藝文類聚》卷一八《美婦人》門引蔡邕賦題作《檢逸賦》，復引陳琳、阮瑀各有《止欲賦》、王粲《閑邪賦》、應瑒《正情賦》、曹植《靜思賦》等，而獨不取陶潛此賦 ，亦窺初唐於潛之詞章尚未重視也」 。該類書對陶淵明詩歌的收錄也極其有限，「田」「園」門僅各選陶詩一首，「隱逸」門僅選他的《歸去來兮辭》一篇，詩歌則一首也不錄。收錄陶詩的總數不及於《文選》，初唐人仍只是反覆稱道辭藻麗密的顏、謝，還不知道珍視平淡自然的陶詩。
這時唯一仰慕陶淵明的大概只有王績了。在魏晉南北朝的詩人中他最推崇陶淵明，他的詩文中也隨處可見模仿陶的痕迹，如他的《五斗先生傳》便脫胎於陶的《五柳先生傳》，而《醉鄉記》也明顯受到陶《桃花源記》的影響。其詩常常表現田園的閒情逸緻，詩歌語言洗去了齊梁的脂粉浮華，不難看出他對陶詩那種平淡自然境界的嚮往。賀裳在《載酒園詩話又編》中稱其詩「亂頭粗服而好者，千載一淵明耳」。王績在《贈李征君大壽》中稱自己有意「披裘驕盛唐」，他的詩文風格自異於流俗，其創作和為人上的慕陶企陶自然不合時宜，因而他個人對陶淵明的禮遇正從反面表明陶淵明在這一歷史時期仍然受到冷遇。
從「初唐四傑」到盛唐諸公，其詩文主要表現一代士人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對現實的積極介入精神、對政治的關切與憂思，以及獵取功名富貴的宏大抱負，如「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激烈高蹈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樂觀自信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高視闊步 ，它們反映了初盛唐士人那種建不世之功和求萬世之名的強烈願望，即使棲居終老的孟浩然也說「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 。與之相應，「盛唐之音」崇尚的是濃烈的情思，雄強的氣勢，高亢的旋律。因此，對陶淵明那種超然於功名、成敗的灑落境界，對他那種超然於人際利害的處世態度，盛唐人一般都十分隔膜。李白等人對陶淵明採菊東籬就大不以為然：「酣歌激壯士，可以摧妖氛。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群。」 陶詩那種沖淡悠遠的神韻還不大合盛唐人的口味，連杜甫也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恨枯槁」似乎比南北朝人惋惜陶詩「詞采未優」的語氣更重，南北朝人喜歡詞采艷麗，而盛唐人偏愛剛健壯麗，陶詩因而兩邊都不討好。李白在《古風》之一中述及歷代詩風的變化時，雖然否定了建安以後的「綺麗」，可陶淵明並沒有因此受到抬舉，仍然還是隻字不提陶淵明 。
不過，與南朝人一味喜歡華麗不同，盛唐人的藝術趣味和他們的胸襟一樣寬廣，儘管他們不一定推崇陶淵明，但大多數人能認識陶淵明的價值。李白一方面不贊同陶淵明的存在方式，一方面又對陶淵明十分尊敬，一再說「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 「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他在許多詩中或用陶令事或引陶詩語，如《贈閭丘宿松》《贈臨洺縣令皓弟》《九日登山》《贈從孫義興宰銘》等。杜甫雖稍嫌陶淵明詩語「枯槁」，可他高度肯定了陶的文學成就，他是陶淵明接受史上第一個將陶與謝靈運並稱的人：「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 「陶謝不枝悟，風騷共推激」 「陶淵明和陶詩常常作為一種意象或情景進入盛唐諸公詩中。」 陶淵明的影響日益擴大，他在接受者心目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人們已把他視為六朝的傑出詩人。盛唐不同思想、不同地位的詩人以陶淵明為中介和紐帶，形成了一個詩風相近的「清淡詩派」。當張九齡「首創清淡之派」時，「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等 ，他們形成清淡詩派的基礎是對陶淵明人格與詩歌的認同，如「且泛籬下菊，還聆郢中唱」 「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 「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 。王維從禪宗無執無著無相的角度，曾在《與魏居士書》中批評「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一慚之不忍」而招致「終身慚」，認為這是「忘大守小」的行為，但他仍對陶淵明充滿敬意，並在其他詩篇中肯定陶「解印棄官去」的人生抉擇：「不厭尚平婚嫁早，卻嫌陶令去官遲」 「酌醴賦《歸去》，共知陶令賢」 。
安史之亂後，詩人們不再有兄長或先輩「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那般狂放 ，也沒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那種向上的憧憬和衝動，在創作中也不再有「興酣筆落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那樣的激情和氣勢 ，不再有「碧海掣鯨魚」和「詞氣浩縱橫」的雄健與博大 。中唐詩人們雖然仍把「兼濟天下」「為君為民」常常掛在嘴上，而骨子裡更看重閑適恬退的生活，更喜歡寧靜散淡的情趣，創作也就追求沖淡幽遠的韻味，因此，他們中不少人開始把陶淵明引為同調和知己，對其人其詩有更深一層的體認，對陶淵明的詩風更是心追手效。宋蔡啟對唐人的藝術品位和鑒賞力頗有微詞，曾語含譏諷地說：「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甚遠。太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 此話當然不能說毫無道理，但說得有些過分和絕對，其實從盛唐到中唐祖述陶淵明的詩人也不在少數，明胡應麟在《詩藪》內編卷二中指出：「四傑，梁、陳也；子昂，阮也；高、岑，沈、鮑也；曲江（張九齡）、鹿門（孟浩然）、右丞（王維）、常尉（常建）、昌齡、光羲、宗元、應物，陶也。」 清沈德潛也說：「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朴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明、清不少評論家認為盛唐以後的詩人中韋應物為最近陶者，清康發祥說「韋蘇州詩雅近陶公」 ，清施補華也認為韋應物「於陶為獨近」，「後人學陶，以韋公為最深，蓋其襟懷澄淡，有以契之也」 。韋應物對於自己效陶與近陶既自覺也自負：「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 韋集中有《與友生野飲效陶體》《效陶彭澤》二首，康發祥認為這些明言效陶體的詩歌微嫌拘泥於與陶形似而「轉未神似」，倒是《長安遇馮著》《寄全椒山中道士》「二詩不取貌而取神，則純乎陶淵明矣」 。他的《觀田家》《種瓜》等詩「不言效陶，而最神似」 。最近有學者指出韋應物的《答長安丞裴說》《同韓郎中閑庭南望秋景》《秋郊作》等詩或襲陶詩之語或襲陶詩之意，而韋的《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送郗詹事》《題鄭拾遺草堂》《答暢校書》《郊居言志》等詩深得陶詩精髓 。大曆初詩人中學陶的還有元結，清林昌彝在《硯耕緒錄》卷十六中說：「韋蘇州學陶似矣，而不知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