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靜穆是陶淵明「心遠」俗情尤其是超越死生後的一種生命境界，詩風的靜穆則是這一生命境界在語言中的對象化表現。如他在《雜詩十二首》之七中說：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
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
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
素標插人頭，前途漸就窄。
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清邱嘉穗在《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中評此詩說：「此與《神釋》篇所謂『老少同一死，正宜委運去』數語同意。恐亦破東林凈土之說。此言亦甚達，以家為逆旅，以南山墓冢為舊宅，公蓋視死如歸耳。公《自祭文》亦云：『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是此詩確證。」陶淵明將自然視為生命的最終歸宿，死亡不過是辭人世「逆旅之館」而「歸於本宅」罷了，所以眼見死神緩緩降臨時還是這般泰然自在，「素標插人頭，前塗漸就窄」——沒有半點惶恐與悲戚，「家如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話說得那樣從容鎮定，「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語調是如此紆徐舒緩。《輓歌詩三首》是陶淵明的絕筆詩，臨終前詩人還是「說得自自在在，不落哀境」 。宋祁寬說：「寬考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為精麗，其於晝夜之道，瞭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簀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讚及此者。」 這三首詩中「末篇尤調高響絕」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告別人世前的情感反應竟是如此自在平靜，人類真正的大智大勇便是這種面臨死亡時「不喜亦不懼」的靜穆。
後世常把陶淵明與阮籍並稱阮公陶公，二公從不同的側面展露了魏晉風度的魅力。不妨再來比較一下他們對死亡的情感體驗。阮籍《詠懷》之三十三說：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
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
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起筆就連用四個「一」字，節奏急促跳蕩，顯示了他內在情緒的緊張煩躁。「知謀苦不饒」流露了他無力救衰年的絕望，「胸中懷湯火」直言不諱地抒寫了自己在面臨死亡深淵時所承受的靈魂煎熬。詩人最驚恐的就是須臾之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寫出了他意識到死亡將至的惶惶不安。這是對死亡兩種完全相反的情感反應：一個平寧靜穆，一個焦灼哀怨。阮陶二公都對生活和生命有濃厚的興緻和強烈的留戀，但一個情濃，一個高曠；情濃者便多痛苦纏綿，高曠者則易超脫沖淡。就審美價值而言，阮、陶各有至處，沒有必要在二人之間強分高下；但就其各自的生命境界而言，我們倒是更願意左袒淵明，因為他面對死亡時的平寧靜穆是對生之眷戀與對死之超脫的完美統一。
連生與死都不值得住心，更何況世俗的富貴利祿呢？所以，陶淵明能超越個人生與死的鐵門檻，就能超越世俗的蠅頭小利和蝸角虛名。《雜詩十二首》之四說：「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正因為人有一死才看穿了虛名微利，鄙夷虛名微利就能超脫世俗的利害與計較，不會像那些擾攘不休的名利之徒，成年累月地「冰炭滿懷抱」，為世俗的功名利祿所驅使，為貪婪的情慾所左右，為世俗百情所操縱，沉溺於人際的爭鬥、機巧和險詐之中，心靈永遠得不到平靜。與此相反，陶淵明則不受世俗聲名利祿的誘惑和擺布，「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這種在日用人倫中的閑適自在，這種不可動搖的怡然之樂，正是他那恬淡靜穆心境的外現。心靜了酒也不燥，緩帶、早眠、晚起，極盡人生清閑恬退之樂。
徹悟生死不僅使他的精神免於名利的擾攘，也使他能處於窮困卻安於窮困。他為什麼處窮但不怨窮呢？《飲酒二十首》之十五抒寫了詩人對這一人生問題的體認：「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方東樹評此詩說：「從空曠中得悟本趣，言若不委窮達，則多憂懼，是擾其素抱為無益鄙懷，豈不可惜？」 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如果不能「委窮達」而整天憂窮怨窮，素襟雅抱便成了貪心鄙懷，那不啻枉度此生。詩人的「委窮達」是他在「人生少至百」的死亡面前的價值選擇。「委窮達」才不會為窮通成敗所動心，才能保持精神的平衡和心靈的寧靜。《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詩深刻地揭示了超脫生死與看輕榮華之間的內在聯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
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
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
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
中宵佇遙念，一盼周九天。
總發抱孤介，奄出四十年，
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
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
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
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
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
繩子總是從細處斷，窮得連衣食也不濟的陶淵明，盛夏偏又遭火災房屋被燒個精光。假如他人在此困境又遇上這樣突然飛來的橫禍，定會發出愁苦凄絕的怨嘆，可他卻仍處之恬然，像往常一樣「且遂灌我園」。窮巷的草廬在正夏的長風大火中「頓燒燔」以後，詩人絲毫「不以禍患撓於衷」 ，仍能以自在從容的心態來領略自然的美麗，來品味人生的美好：「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難得「燔室後有此曠情」 。清鍾秀在《陶靖節紀事詩品》卷二說：「靖節此詩當與《輓歌》三首同讀，才曉得靖節一生學識精力有大過人處。其於死生禍福之際，平日看得雪亮，臨時方能處之泰然，與強自排解、貌為曠達者，不啻有霄壤之隔。大凡躁者處常如變，無惡而怒，無憂而戚；靜者處變如常，有惡而安，有憂而解。蓋以心有主宰，故不為物所牽，此無他，分定故也。較之《賀失火書》更為超脫矣。」一個人的形骸尚且可外，那麼還有什麼人生變故不能泰然處之呢？勘破了生死之關的人，自然不會計較世俗的窮與通、貴與賤、順與逆；形骸皮囊尚不能永為己有，軒冕華堂就更屬身外異物了。把個人的生死看成是自然的遷化，死去不過是辭人世之逆旅而「永歸於本宅」（《自祭文》），人世的升降沉浮就更不會系之於心，生死猶不能攪擾心境的平靜，還有什麼能打破「靈府」的長閑呢？鍾秀拿此詩與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比較，柳賀失火是站在事外旁觀者的角度，當然易於把勸失火者的話說得冷靜曠達，而且他的超脫是從權衡社會影響和現實得失來達到的，因而他的超脫正是源於自身的不超脫。陶淵明卻是失火的當事者，他的曠達恬靜是由於透悟生死的結果：早把此身的生死交付給自然大化了，區區窮巷中的草廬失火還值得戚戚於心么？自蘇軾稱「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以後 ，歷代都有人將柳子厚的人生境界與陶淵明進行比較，如宋劉克莊說：「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嘆，發於詩者，特為酸楚，卒以憤死，未為達理……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 只有坦然地讓自己的生命「形跡憑化往」，才能真正做到「靈府長獨閑」，隨其所遇都能「憂樂兩忘」，而「靈府長閑」「憂樂兩忘」就是「靜穆」。因此，靜穆是詩人超越生與死的結晶，是他洞明人生歸趣後所達到的一種至高的生命境界。
覷破了壽夭窮達就能深明生命的至理，就能找到生命存在的歸趣；深明了人生至理，找到了生命的歸趣，遇事就有定力、定識和定性，有了定識定性後感情就不遷不擾，不遷不擾就能「天機和暢，靜氣流溢」 ，這就是《大學》中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 。再大的變故、再大的矛盾和再激烈的心靈衝突，陶淵明最終都能加以化解、調和而臻於精神的和諧與平衡，所以，陶詩常給人以「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的審美感受。死生之變不可謂不大，而他終以閑暇從容對之；生活上「被服常不完……辛苦無此比」（《擬古九首》之五），可這並不影響他「常有好容顏」（《擬古九首》之五）。阮籍的《詠懷》諸作，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這是他沒有找到人生歸趣時心煩意亂的表現；陶潛的靜穆則來於他對人生至理的高度覺解與對生命的深度體驗。
被認為深受陶詩影響的王維，晚年許多詩歌也以創造靜境為人擊節讚賞，他於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