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之所以悲劇性地成為沒有根基的人生的根基，成為沒有目的的人生的目的，使無謂的人生變得「有謂」，落腳點就在於它能讓個體在精神上超越死亡，使有限的個體得以體驗剎那的永恆。說「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固然失之誇張，但陶淵明的大多數飲酒詩關涉到生命和死亡卻是事實：
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余平生物，舉目情凄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形影神》之一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還舊居》
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游斜川》
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歸園田居五首》之五
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
——《雜詩十二首》之一
為了真正理解陶淵明飲酒詩都關涉生死主題這一現象，我們不妨將他與魏晉其他文人作一比較。和陶淵明一樣，魏晉文人嗜酒主要是由於「時間壓力」造成的，也就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劉伶在魏晉飲君子中最具典型性，因此，先用一點筆墨剖析一下酒是如何使他擺脫死亡恐懼的，也許有助於理解酒與陶淵明生命存在的內在聯繫。
毫無疑問，劉伶是希望通過縱酒來「自得於一時」 ，也即通過縱酒來抓住自己生命「現在」的瞬間，來實現對自己生存的佔有。然而，佔有自己生命的現在並不能消弭死亡恐懼，因為任何「現在」都將「過去」，時間中的「現在」與超時間的「永恆」不可通達，此刻佔有自身的存在並不能保證下刻或永遠可以佔有自身。這樣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越怕失去自身就越縱酒，而越瘋狂地縱酒又越害怕失去自身。一般說來，魏晉如劉伶輩這樣的狂飲者，對生命的達觀只是表面的，骨子裡無不充滿了對自己生命必然歸宿的絕望。《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註引《名士傳》說：「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所謂「土木形骸」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視為土木一般。這種表面上對自己的生死滿不在乎的曠達，隱藏著內心深處多少無可奈何的悲哀！《世說新語·容止》也說身長六尺的劉伶「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他將自己的「形骸」當作「土木」，這種無端賤視自己生命的行為，看起來好像與前面所說的魏晉士人對生命的依戀和珍視正好相反，其實它們是一根木條的兩端。自我依戀易於走向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危險性就是把自我身外的一切看成次要的或虛幻的，只有自我的存在和需要才是重要的和實在的。而一旦意識到自己也難免一死時，自我中心者就陷於徹底絕望之中，因為自我中心使個體龜縮於自身，不能將自己的生命融入更廣闊的生命洪流，切斷了個體與類的深刻聯繫，除了等待生命的終結以外，自我找不到超越自我並超越死亡的途徑。劉伶的「土木形骸」說明他完全淹沒在對自己生命的無能和失敗感之中，於是，他不可避免地要由對生命的自我依戀，滑向對生命的自我作踐。縱酒也隨之由主觀上對生命的佔有，變為事實上對生命的恣意糟蹋和肆意揮霍。
王瑤先生認為，魏晉人狂飲是「為了『快意』，為了享樂，所以酒的作用和聲色犬馬差不多，只是一種享樂和麻醉的工具」 。然而縱酒與縱情於聲色犬馬不同，也與大把大把揮霍金錢有別，玩聲色犬馬和花金錢是揮霍對象，揮霍作為身外之物的客體，但縱酒這種揮霍行為則既是揮霍對象，也是揮霍揮霍者自身——揮霍主體。這種揮霍自己生命的結果，就是讓存在剝離存在者自身。通常存在者總是佔有和支配著自己的存在，存在不能與存在者分離，而狂飲最終卻使存在者與自己的存在脫節。醉酒把狂飲者置於這樣的情景中：自我失去了對自身的控制，已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於是主體被酒消解掉了。由於個體不堪忍受生命存在過程中的死亡恐懼，而以醉酒的方式將自己的存在懸置起來，以推諉生命存在中不可讓渡的死亡重負，主體消亡了就不再有死亡焦慮的承擔者，因而也就無所謂死亡焦慮。縱酒這種揮霍生命的行為還造成了精神的自我與肉體的自我的分離。劉伶式的狂飲具有一種悖論的性質：狂飲的初衷是想佔有自己的生命，而醉酒卻失去了對自己生命的控制，只是佔有了自己的幻覺。醉後幻覺中的自我虛幻不實，他搖搖擺擺地撞出了具體的時空限制，離開難免一死的皮囊肉身，時間之流在幻覺中停滯了，空間的範疇也對他毫無意義，他似乎跌跌碰碰地走進了永恆，死亡和腐朽都奈何他不得：
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
——《酒德頌》
從以狂飲解脫俗情、名教的束縛而單純地佔有和肯定自己的肉體，到醉後又擺脫了肉體的限制而僅僅擁有自己的幻覺，這二者中自我始終是分裂的：在前者自我成了一種生物的自然存在，在後者自我又成了一種幻想中抽象的存在，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自我對自身的佔有總是片面的。狂飲後的確給醉者帶來某種虛無縹緲的永恆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可是，這種永恆感是通過把現實中的那個自我暫時懸置起來獲得的。無論是狂飲的行為，還是醉酒後的結果，都只能給劉伶式的狂飲者帶來社會—歷史學意義上不折不扣的死亡。醉酒在使劉伶這樣的狂飲者擺脫死亡恐懼的同時，也使他們放棄了社會—歷史學意義上的存在；醉中的劉伶與其說進入了永恆，不如說墮入了無邊的黑暗；他事實上是由於害怕失去自我，而在精神上提前交出了自我。
與劉伶狂飲爛醉只是片面而抽象地佔有自身恰恰相反，暢飲使陶淵明真正澄明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本真性，不僅沒有造成存在與存在者的分離，反而使他的形與神更為相親，並且使他的存在「漸近自然」；也與狂飲爛醉阻斷了劉伶輩與類之間的聯繫不同，暢飲使陶淵明將個體的生命融進宇宙生命的節律之中，從而在一種更高的層面上，解脫了個人死亡的恐懼。
這得先從陶淵明對生命的獨特體認談起。他和大多數魏晉士人一樣，對死亡既極其敏感又十分焦慮，但在如何消除死亡恐懼的問題上他又不同於許多魏晉士人，他否定了個體長生不老的可能性，清楚地知道並且坦然地接受人類「自古皆有沒」（《讀山海經十三首》之八）的命運，在《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詩中還說：「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因而，他不乞靈於東林慧遠高僧「生西的大法」，也不相信道士們吃藥成仙的真傳，同時也不看重生前的美譽和死後的榮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百年歸丘隴，用此空名道」（《雜詩十二首》之四）。聲名、利祿、富貴都是外在於生命的東西，不能指望憑藉它們來實現對生命的超越，生命的目的和價值就存在於生命自身。
既然生命的目的和價值就存在於生命自身，那就必須注重生之過程的完滿，就必須真實而不虛矯地坦露自己的生命，就必須展露自己的性命之真。在陶淵明那裡，性命之「真」就是存在的根基。然而，世人多不能悟透這一人生至理，時時顧及世俗的毀譽和名聲的大小，甚至將美譽盛名當作個體生命的全部價值和目的所在，許多人把人生「在世圖名」視為當然之理。當名聲和地位把他們一層層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時候，他們生命存在的本真性也就完全遮蔽了。陶淵明對這些人深不以為然：「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飲酒二十首》之三）他們為了身外浮名而壓抑自己的生命，而扭曲自己的真性，為浮名所累而喪失了自身。這首詩指出世人「由於不悟大道，故惜情顧名，而不肯任真，不敢縱飲，不知即時行樂。此即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所謂「不悟大道」就是不懂得生命的價值不在於外在的浮名而在於生命自身的道理，不足於己則必求之於外，必定不敢呈露自己生命的真性，而且，在不斷向外追逐浮名的過程中，生命也逐漸喪本離真。為了求得世人十分看重而實則一文不值的美名重望，他們把自己真實的「我」隱藏起來，他們的形象就是他們的假象。他們自己的一生非常像一名人生舞台上的演員，老是在扮演世俗所期望和指定的角色：誠惶誠恐地侍奉君王，滿臉堆笑地討好上司，恭恭敬敬地孝順父母，無微不至地慈愛兒孫，客客氣氣地對待同輩……總之，他們是大家稱道的忠臣、孝子、慈父（母）、正人，就是不是他們自己。更有不少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