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陶淵明歸隱
陶淵明以其能真正脫棄軒冕不耽世榮而「高於晉、宋人物」 ，並贏得「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美譽 ，同時他歸隱後仍然「結廬在人境」，執著於人際的是非，掛懷於人間的冷暖，所以他又高於那般岩居穴處冷漠棄世的僻隱之流。他歸隱田園固然是對人際利害的超越，又何嘗不是出於對人間的至愛與關懷？
在魏晉詩人所寫的那些企希隱逸的詩文中，隱逸常常被想像和描繪成不食人間煙火，如嵇康筆下的隱逸生活不是「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 ，便是「乘風高游，遠登靈丘，托好松喬，攜手俱游，朝發太華，夕宿神州」 ，似乎只有這樣才算是「自謂絕塵埃」 。阮籍筆下的那位「大人先生」更近於神仙：「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以為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著帷，故終不以為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緋徊無所終極」「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 。既然不以天下為意而「極意乎異方奇域」，既然游於神宮漱於吳泉，那麼隱逸就變成了遊仙，超脫俗世就變成了棄絕人世。
詩人們想像中的隱者可望而不可及，可敬而不可信，而《晉書·隱逸傳》中所載的那些歷史中真實的隱者也同樣不近人情。嵇康臨刑前曾說「昔慚柳惠，今愧孫登」 ，詩中的這位孫登「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 。同傳所載的另一隱者郭文也是終身「不娶」，入於「吳興餘杭大辟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恆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采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名士溫嶠當面問他說：「先生安獨無情乎？」 還有一位隱者索襲，「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 。隱逸的動因常常是敝屣名利、塵視富貴，可對於這些隱居在土窟岩穴或無人之地，既不交當世又不娶妻子的隱士，他們輕名淡利的誠實性大為可疑。試想，如果不想博得當世或後世的美名，他們幹嗎不讓自己隱居在平民所生活的那些平平常常的墟落，過平民所過的那種正正常常的生活，讓自己消溶在這些普普通通默默無聞的芸芸眾生之中呢？隱居於深山窮谷「無人之地」無非是要引起世人的注意和驚嘆，不交於眾以矯其清高，高自標置以顯其孤傲，驚世駭俗以炫其不凡，這恰恰是以逃名的方式求名，以對人間情愛的冷漠來掩飾對世俗聲利的熱衷。
與以上這些詩文中想像的和歷史中真實的隱者正好相反，陶淵明的歸隱是回歸到平民百姓之中，雖遠離市朝但不索居於人世。如《和劉柴桑》一詩說：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
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
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
荒途無歸人，時時見廢墟；
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畲。
谷風轉凄薄，春醪解飢劬。
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疏；
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隋書·經籍志》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詩題中的「劉柴桑」即劉遺民。蕭統《陶淵明傳》說：「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 潯陽的這「三隱」各自歸隱的形跡與心態都不相同。劉遺民原名程之，桓玄篡晉前夕便辭去官職入廬山師事高僧慧遠，自稱是被國家遺棄之民，因而改名劉遺民，自此絕意於人世也無意於妻子。劉對陶淵明久有山澤同隱之招，詩人卻不忍且不願拋開親人故舊一個人離群「索居」。世間的富貴榮華高官厚祿無一繫纍，唯獨割捨不開的是人間相濡以沫的摯愛與溫情，結廬只能結在人境，要隱也要隱在人間。「景物斯和」的「良辰」既使他感到新奇舒暢，也提醒了他還有許多農事得趕快料理——「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畲」，修整好破舊的西廬茅舍，耕作南野剛墾過的新田，春寒料峭時斟幾杯薄酒解飢消乏，田野歸來與妻兒鄰友一塊嬉遊聚談，詩人對這種生活覺得由衷的滿足，人生如此無復他求。「耕織稱其用，過足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這兒遠離了你爭我奪的「世事」，脫落了熙熙攘攘的塵囂，淡漠了生前身後的毀譽，人間可親，田園足樂，何苦還要拋親別友去荒山僻谷「索居」呢？
不僅不到荒山僻谷「索居」，為了求友他反而向南村「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
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
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移居二首》
這兩首詩寫喜得佳鄰的快慰，由此可見詩人對人際友誼與溫情的珍惜。移居南村全不在於風水吉祥的住宅，一間「取足蔽床席」的「弊廬」足矣，更不是為了去攀附那兒的朱門大戶，為的是能與淳樸淡泊的「素心人」度過朝朝夕夕，便於與「鄰曲」們「時時」往來。有時與鄰居一塊去野外登高賦詩，或者大家圍坐一起賞文析疑，詩人的高情雅趣令人仰止；有時鄰里之間「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大家無拘無束地談笑話家常，詩人的為人又是如此親切隨便，就像我們自己身邊一位脫略形跡的朋友。鍾惺在《古詩歸》卷九中評論說：「二詩移居，意重求友，其不苟不必言，亦想見公和粹坦易，一種近人處。」 陶公超然於人際的成敗窮達，「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人世的高官厚祿軒冕榮華全「不入眼，不入口」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對衣食的操持和對農務的興緻，正反襯出他對仕途升降與人世榮枯的冷淡；另一方面他離不開「素心人」親密的情感交流，他們彼此之間那種開心的「言笑」使他樂而忘倦，「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他對人際的關懷與溫暖是如此渴求。詩人對人際的超脫與關懷在這兩首詩中同時得到了真切地表現，我們覺得他是那樣翛然曠遠超塵絕俗，又是那般隨和自在平易近人。
他的超塵絕俗處可敬可仰，他的隨便「近人處」可愛可親。這種雙重特性構成了陶淵明歸隱的獨特意義。清伍涵芬在《讀書樂趣》卷三中指出：「陶元亮《歸去來辭》，一種曠情逸致，令人反覆吟詠，翩然欲仙，然尤妙於『息交絕遊』一句，下即接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若無此兩句，不將疑是孤僻一流，同於槁木乎？」 伍氏所謂「曠情逸致」「翩然欲仙」，是指陶淵明對人際利害和世俗榮華的超越，所引「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正說明陶淵明對人間冷暖的關懷和對人際溫情的渴慕。為了闡明陶淵明歸隱的獨特意義，這裡不妨引錄《歸去來兮辭》中伍涵芬所論及的原文：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的確，如果陶淵明只一味地「請息交以絕游」「臨清流而賦詩」，而不渴求「悅親戚之情話」，或不樂意「植杖而耘耔」，也就是說，如果他只有超塵出世的洒脫情懷而沒有人際關懷與人間摯愛，那他就像傳說中的松、喬一樣沒有存在的真實根基，就像上面《晉書·隱逸傳》中那些「同於槁木」的隱士讓人覺得冷漠而又矯情，人們同樣可以用溫嶠問隱者郭文的話來質問他：「先生安獨無情乎？」人際關懷是人際超越的生命動力，沒有對人際的關懷也就沒有對人際的超越。假如不執著於人間的價值信念，假如不肯定人間的是非標準，怎麼可能憎惡人間的是非混淆和價值顛覆？怎麼可能因此而遠離官場歸隱園田？怎麼可能超脫功名浮囂和利祿貪競？假如沒有對人間的摯愛與溫情，怎麼會去超越人際的傾軋、暗算與虛偽？
在陶淵明那些風高調逸的詩文中處處都洋溢著廣被人間的摯愛與溫情，即便在那篇發誓要「潛玉於當年」的《感士不遇賦》中，他仍然崇尚「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的信念。在他的詩文中，我們時時都能感受到詩人尊親愛子篤友的深情。《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寫盡了宦遊客子一片懷親至情：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
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於。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