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地存在就是立足於自己本性的存在，可奔走於仕途就得扭曲自己的本性以逢迎上司和遷就同僚。陶淵明正是多次領教過在官場上「矯厲」自己「質性」的苦況後，才寧可忍受饑寒也不願側身仕途（《歸去來兮辭序》）。既已深知官場的「好爵」有礙於生命的真性，他便明確地將自己歸隱的目的定為「養真」：「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所謂「養真」就是讓自己的本性不為時俗所污染，不為物慾所敗壞，不使自己在人世浮華中喪本離真。
這樣，「養真」首先必須敢於抗拒時俗和蔑視「眾議」，違己違心地去迎合時俗遷就「眾議」就將失去生命的真性，就將造成人生的「大偽」。
一旦真的解纓棄冕返回田園以後，他便被好心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所包圍，他歸隱後的詩文常常抒寫被世人所誤解、不解、曲解的痛苦：「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歸去來兮辭》），「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讀史述九章·張長公》）在《祭從弟敬遠文》中更明白地寫到他「斂策歸來」後所招來的「眾議」：「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置彼眾議。」「眾議」即周圍的世俗輿論，具體指人們對他棄官歸隱的不解、議論和責難。雖然現在無從知道當時「眾議」的具體內容，但從「置彼眾議」可以想像他的歸隱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他甚至對自己的兒子也忍不住慨嘆「鄰靡二仲，室無萊婦」（《與子儼等疏》）。《高士傳》載漢蔣元卿去兗州還杜陵後，「荊棘塞門」以屏絕一切應酬，時人求仲、羊仲以「治車為業，挫廉逃名」，蔣只與二仲過從交遊 。萊婦即老萊子之妻，據《列女傳》載：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王使人聘以璧帛。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於是老萊子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陶淵明遺世「息交以絕游」如蔣元卿，卻找不到二仲這樣志同道合的鄰居和朋友；他也曾拒絕過檀道濟的酒肉，卻得不到老萊子那樣賢妻的激勵。且不說他在社會上難於找到彼此理解的知音，就連妻子也難得與自己心心相印，陶淵明歸田後的孤獨可想而知。這也難怪，按中國儒家文化傳統不成文的約定，「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出仕是士的本職，正如農夫就非耕田不可一樣。士之不仕猶農夫之廢耕，相對於各自的社會角色而言都是一種失職。魏晉時代雖然儒家思想受到了嚴重的衝擊，雖然整個士人階層企希隱逸，但多數士人仍舊外尚清高而內耽世榮，真正高卧東山且輕官忽祿者尚不多見。陶淵明則真的歸去「種豆南山」，在「魏晉人物」中高標獨映，這自然會招來社會的「眾議」，也會招來「父老」「親故」好心的規勸：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繿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棲。
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
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飲酒二十首》之九
《飲酒二十首》的寫作時間，宋湯漢將它繫於義熙十二、十三年（公元416—417年），現當代從其說者有傅東華、王瑤、李華 ，宋吳仁傑將它繫於元興二年（公元404年），從其說者有陶澍、古直、逯欽立 ，從詩的內容和語氣來看，當以前說為妥。辭彭澤令前聽到「親故多勸余為長吏」時，陶淵明的反應是「脫然有懷」（《歸去來兮辭序》），待辭彭澤令後「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時，「靖節先生」便覺得其言大「不入耳」，「自不得不以峻詞拒之矣」 。這首詩的表現手法脫胎於屈原的《漁父》，因此，治陶者常常由二者表現形式上的相近進而推斷它們表現的旨趣也相同，如清方東樹在《昭昧詹言》卷四中說：「此詩夾敘夾議，托為問答，屈子《漁父》之旨。」 但細緻地比較二者就不難發現，它們雖然都回絕了對方和光同塵之勸，但屈子和陶公其所以回絕的出發點全然不同：屈子是不願玷污自己廉潔正直的道德品性，寧可「葬於江魚之腹中」，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 ；陶公則是不願曲意於仕途而違背自己本性，寧可「繿縷茅檐下」以適其性，也不能奔走廟堂去追逐人世榮華。這樣，《漁父》中屈子的選擇側重於倫理學的意義，此詩中陶公的選擇則具有屬倫理又超倫理的存在論意義。田父勸陶淵明出仕的理由是「一世皆尚同」，陶淵明作為士人卻不出仕，反而去田園「植杖耘耔」，這種行為乖時悖俗，因此，要想不招「眾議」，詩人必須使自己的所行所求「同」於眾合於時，回駕再仕以扮演好社會給他指定的角色。世俗社會與每一個努力成為真正的人的個體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緊張，它力圖磨平每個社會成員的個性，誘使大家都來「尚同」，把所有成員都變成人的平均數——毫無個性毫無特色的「常人」。因而，趨時就必然違背自己的本性，立足自己的本性又必定乖時。在個體與時俗的這種緊張中，陶淵明選擇了適性乖時。他認為自己「稟氣寡所諧」，也就是他在《與子儼等疏》中所說的「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己生就的本性不合於時，《歸園田居五首》之一曾說過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詩人幾齣幾處的人生經歷不僅使他對自己的本性有深刻的體認，而且飽嘗了違性適俗而釀成的苦果，所以他斷然地回謝了「田父」的「好懷」：「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時俗的變換比風向還快，一個人如果不從時俗中抽身而出，不敢在世俗喧囂中獨立特行，勢必讓自己生命的真性失於時喪於俗。「違己詎非迷」「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歸去來兮辭序》），既然「遠世」「乖時」便可「得此生」（《飲酒二十首》之七），「違己」失性便是「失此生」了 ，陶淵明將立足於自己的本性還是違反自己的本性提升到事關「此生」「得」與「失」的高度。出仕則違己近俗，離靜入囂，本心為形跡所役，真性為外物所「迷」，因此，我們不難理解詩人何以要如此斬絕地說「吾駕不可回」了。
如上詩斷然拒絕「田父」好心的「回駕」之勸一樣，陶淵明在《飲酒二十首》之十二中也表現了他不屑於世俗毀譽而杜門不仕的決心：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
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
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
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
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
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西漢張摯（字長公）曾官至大夫，因不取容當世而終身不仕；東漢楊倫（字仲理）曾為郡文學掾，因志乖於時而去職。正如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中所說的，此詩是「借古人仕而歸者，以解其辭彭澤而歸隱之本懷」。稱頌古人不取容當世的「高風」也就是肯定自己不願媚俗的操守，詩的前部分是借古人以自況，後部分詩人則直抒其抗俗乖時的勇氣，清溫汝能認為「末數語頗有傲世之意」 。「世俗久相欺」是「真風告逝，大偽斯興」的根源，同時也可以說是「真風告逝」的結果。人們的語言掩飾了自己的本心，其行為又有悖於自己的本性，隨著生命真性的逐漸泯滅，大家所追逐的對象非榮則利，坦露本心立足本性的那種真人無影無蹤了。陶淵明歸隱正為的是拒絕「大偽」以守護真性，所以他對流俗的「悠悠談」「恨不決絕」 ，對世俗的褒貶毀譽不屑一顧，「何為復狐疑」「請從余所之」，大有「走自己的路，讓人們去說罷」的氣概 。
因此，「養真」還必須具有獨立不遷的內在堅定性，否則就沒有力量抗拒世俗的「悠悠談」，也沒有勇氣回絕「田父」們的「回駕」之勸，自己生命的真性又將迷失於世俗的浮囂之中。正由於此，陶淵明詩文中對松、柏、菊、玉、石等意象十分偏愛：
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歸去來兮辭》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辭》
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飲酒二十首》之四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飲酒二十首》之五
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