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陶淵明對自我的體認
陶淵明的人生理想是任真適性，也就是讓自己如其所是的那樣本真存在，讓自己去其遮蔽而如其本性的那樣呈現。現在必須進一步追問的是：對於陶淵明而言，什麼樣的存在才是本真的存在？什麼樣的存在方式才不違其本性？要如其所是的那樣存在就得先知道自己是誰，要如其本性的那樣呈現就得先知道自己的本性。一個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就難以確定自己的本分，就可能在生活中裝出一副自己非其所是的樣子，因而，任真適性的人生理想首先必須落實在對自己生命真性的體認上，正是從這一角度，卡西爾斷言「認識自我是實現自我的第一條件」 。
不過，「認識自我是實現自我的第一條件」只是指二者邏輯上的先後關係，在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中，認識自我與成為自我並不能分為前後兩截，人總是隨著自我認識的不斷深化而越來越成為自我。人是一種不斷地反覆審視和探究自身的存在物，自我認識不僅是自我存在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自我存在本身。陶淵明每次出仕都是一次自我認識的深化，出仕的過程也就是他自我認識的過程。在一次又一次「矯厲」和扭曲自己以迎合官場的痛苦經歷中（參見《歸去來兮辭序》），他才逐漸認清了自己的內在本性。
陶淵明對自己青少年時的天性和志趣的描述彼此矛盾，有時他說自己「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九首》之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十二首》之五），這些詩中的陶淵明是那般志大氣雄而又豪俠莽撞；有時他又說自己「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中的青年詩人又是那般閑靜淡泊，超然世外。前後詩歌所描繪的好像是兩個陶淵明，到底是「猛志逸四海」的陶淵明還是「林園無世情」的陶淵明更如其所是呢？陶淵明自己恐怕也不能馬上作出肯定的回答，他早年對自己根本沒有形成一幅清晰的自我形象。對自我早期形象勾畫的相互出入顯露了他對自我認識的矛盾。
自己給自己勾畫出的自我形象，是他自己如何確立自我身份的前提，是建構自己存在方式的參照系，「我們認為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詩人對自我認識的矛盾造成了他存在方式的衝突，造成了他在人生旅途中進退出處的左右搖擺。老來他在《與子儼等疏》中對自己的兒子說：「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所謂「東西遊走」是指遊宦四方，《擬古九首》之八也稱自己少時曾「撫劍獨行游」，《雜詩十二首》中之九、之十、之十一等三首詩，都是慨嘆旅途行役之苦，王瑤先生認為「此三詩為盛年所作」，將其繫於晉安帝隆安五年辛丑（公元401年），陶淵明時年三十七歲 。它們可印證詩人晚年「東西遊走」的自述。下面兩首詩具體生動地抒寫了他當年「東西遊走」時的心態：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
掩淚泛東逝，順流追時遷，
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
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餐，
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
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雜詩十二首》之九
閑居執盪志，時駛不可稽。
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
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
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
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
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庭宇翳余木，倏忽日月虧。
——《雜詩十二首》之十
前首寫泛舟水路，後首寫乘車陸路，二詩或許都是寫東下建康一帶的情事。前者說自己從仕於千里之外，身奔走在仕途而心仍繫念於家里，在遙遠的天涯景況荒涼心緒寂寞，不得歸家反而更是思家。後首說自己平素閑居的志向是擺脫世務而求自在自適，為時勢所激被驅上了遊宦羈役。學者常把詩中的「盪志」釋為「狂放的意志」或「放縱之志」 。「盪志」在陶以前是一個動賓片語，意思是蕩滌胸襟以遣憂思，如楚辭《九章·思美人》：「吾將盪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曹植《感婚賦》中有「登清台以盪志，伏高軒而游情」 的辭句，陶詩中的「盪志」也應指蕩滌胸懷以求安適的志向，而不是「放蕩」「放縱」或「狂放」的意志。心存「盪志」卻置身官場，自然就有「暫為人所羈」這種被拘被囚的感受。這兩首詩抒寫的同是「心為形役」的煩惱，同是心與跡及心與身的衝突和分裂，同是詩人害怕失去此生的焦慮與不安。
心跡難並和身心分裂就是一種非本真的存在，詩人行為所表現的並非其本然的，所呈現的並非其所是的，他的所求超出了自己的本分，所行抵牾於自己的本性，這一切都起於詩人不知「分」，而不知「分」又由於他不知「性」——只有深刻明了自己的本性才能清楚地確定自己的本分。「不知分者，由於不知性也。分即是性，離性豈別有分！今人只是求分外事，何嘗知有分內事，故無一而可安。只緣不能盡心知性耳。知性則知分矣，未到知性則喚什麼作分，縱有言說都無干涉。」 陶淵明將青少年時「東西遊走」的原因歸結為「家弊」，好像是為了糊口而不得不如此。他「少而窮苦」（《與子儼等疏》）倒是事實，可他老來照樣還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詠貧士七首》之三），《有會而作》一詩感嘆道：「弱年適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不過，他四十一歲以後不僅沒有因「老至更長飢」而「東西遊走」，反而因悟「今是昨非」而「介然安其業」（《詠貧十七首》之六），義熙末還辭去朝廷著作郎之徵。這說明「少而窮苦」只是他早年「東西遊走」的外在原因，真正使他「驅役無停息」地「奔走」的內在原因是他對自我缺乏深刻的認識，當時詩人自己對自己還沒有一幅清晰的自我形象，對自我本性認識的游移不定才導致他軀體的「東西遊走」。
早年由於不知其性不明其分，詩人便不能行於所當行，求於所當求，止於所當止。他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中表白說：「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雜詩十二首》之九也說：「掩淚泛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時來苟冥會」「順流追時遷」說明社會環境與政治氣候左右著他的存在方式，他不斷改變自己生命的存在方式以適應社會環境和政治氣候，「時來苟冥會」是暗暗去迎合「時」勢，「順流追時遷」是努力追隨當「時」的潮流。不明自己的本性與本分必然缺乏真識定見，缺乏定見則必然隨波逐流。「時來冥會」或「順流追時」便是扭曲自我的本性以隨順時勢。
陶淵明身上的確曾有過對功名的嚮往，曾有過「逸四海」的「猛志」，也曾有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榮木》）的熱情，但是，這些都是他青少年時期「游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之十六）中獲得的入世情懷，它們並不是詩人生命中的「性體」，不是他生命中作為根基的存在結構。入仕之前和入仕之初，他將自己嚮往功名的熱情與「偶愛閑靜」（《與子儼等疏》）的心性等量齊觀，以為自己退有「園林無世情」的超脫懷抱，進有「綢繆」國事的志向與能力，他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才是他生命中不可移易的真宰，而嚮往功名只是青少年時期獲得的志向，因此，就出現了詩人存在方式與他內在本性之間的錯位：一個「少有高趣」的人偏要擠身塵囂喧雜的官場 ，一個「篤意真古」的人卻去「曲從人事」，這就像硬逼著黃牛去馳騁疆場，在自己生活中扮演了非其所是的角色。不知其性就會幹出這種違性失真的事情，不知其分就要去追逐自己分外的東西。所行非其所是自然引起身心分裂的痛苦和迷失此生的不安，如《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
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翮，
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
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
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此詩於義熙元年乙巳（公元405年）三月，詩人在劉敬宣幕做建威參軍，為劉出使京都途經錢溪時所作。錢溪是他曾經到過的地方，多年以後重經此地目睹山川品物「事事如昔」，好像與故友重逢那般親切而又熟悉。眼見高林洗潤於微雨，雲翮矯翼於清風，微雨清風雲翮這些品物各得其所，自己卻做此參軍一形受制，因而生出羨彼品物自愧不如之嘆。詩人奔走仕途卻「終懷歸舟」，出使京城卻又夢想田園，身處人慾橫流的官場卻不易其淡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