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復得此生」的本質歸結為復歸於生命的真性，那麼「得此生」的生存體驗則表現為一種自得的心境。蕭統在《陶淵明傳》中將其為人概括為「任真自得」 ，這正好揭示了「任真」與「自得」的深刻關聯：「任真」不僅是「自得」的必要條件，而且就是「自得」本身。
上文已經闡明，所謂「任真」，即任其性命之性，率性而行，稱心而言，讓自己生命的真性充分展露而毫無遮掩。盡一己之性以通萬物之情，通萬物之情便與萬物為一體，於是，與萬物共枯榮，隨中和而任放，連死生之變都不足以撓其心，更何況人世的軒冕榮華和官場的爵位利祿呢？不在乎生死，不役於塵世，不累於富貴，自然就臻於無入而不自得的境界了。「自得」也就是自足於懷，在任何患難、困厄、存亡的處境中都能保持心境的平和、充實和滿足。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被時人稱為作者生平志趣的「實錄」 ，是他「任真自得」的生動寫照：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五柳先生」的「任真」的確既可親又可愛：在家貧無酒時親舊招之即去，沒有任何違心的推辭婉謝；每去總是盡興酣飲必至於微醉，從不故作姿態假裝斯文；醉後便獨自離席歸去，毫不在意去留的客套禮節，其言其行無不稱心率性。他的「自得」同樣令人可敬可仰：卑微到人不知其為「何許人」，甚至連稱呼的姓字也不被人知道；清貧到住宅「不蔽風日」，家中「環堵蕭然」，衣著「短褐穿結」，飲食「簞瓢屢空」，可「五柳先生」的精神世界常「晏如也」，而且對這種生活滿足得願「以此自終」。這種滿足當然不是一種感性的滿足和快意，只是一種精神的充盈和富有，「不慕榮利」自然就無羨於榮華，「忘懷得失」便無往而不自得。「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榮枯得喪都不影響其心靈的怡然快樂，因為他已超越了功名的追逐與利祿的貪競而達於無累之境。
因而，陶淵明的「得此生」最終又落腳在獲得精神的怡然快樂上，他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這種怡然之樂設定為生命的終極境界。將「樂」作為生命的取向是他在意識到「有生必有死」後對「生」的安頓：「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無以樂當年」（《歲暮和張常侍》），「萬化相尋異，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心中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詠今朝」（《己酉歲九月九日》），「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雜詩十二首》之一）。這一類詩句在陶集中隨處可見，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古詩十九首》中「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的詩句，有的學者甚至傾向於認為陶淵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列子》的影響，「主張在短暫的人生中及時行樂」 。然而，陶淵明所謂的「樂」與《古詩十九首》和《列子》的及時行樂貌同而實異。他並不主張以感性的放縱來消釋死亡的恐懼，他既不艷羨「被服紈與素」的奢華 ，更不追求「肆情於色」的刺激 。把陶淵明詩文中「樂」的生命取向當作一種「及時行樂」便把他生命的怡樂降格為物質的享受和官能快感，事實上，他之所樂無待於感性對象的好壞和人生境遇的窮通，他在《詠貧士七首》之六中就稱自己「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
因此，陶淵明往往既抒寫行樂意向同時又讚美固窮節操，他一方面說既然「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雜詩十二首》之一），那麼何不「放意樂余年，遑恤身後慮」（《詠二疏》）？意識到人生「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時，他便高唱「傾家持作樂，竟此歲月駛」（《雜詩十二首》之六）！另一方面他又甘於「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雜詩十二首》之八），「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的饑寒生涯（《詠貧士七首》之三），滿足於「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雜詩十二首》之八）的淡泊日子。他一方面發誓行樂以不負年華，「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飲酒二十首》之二十），「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酬劉柴桑》）？「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游斜川》），在「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形影神·神釋》）陰影的籠罩之下，他似乎決意當一名放縱的酒徒、狂客以解脫生死。另一方面他又反反覆復地說「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之二），寧可「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飲酒二十首》之十六），「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有會而作》），也不願為了「好爵」和「厚饋」而改變「素心」（《詠貧士七首》之四），寧可「固窮濟意」，也不願「委曲累己」（《感士不遇賦》）。表面上看，這好像暴露了陶淵明內心的矛盾和精神的分裂，其實，詩人「今我不為樂」或「且極今朝樂」之「樂」就是《五柳先生傳》中「以樂其志」的「樂」，它指的是超脫了生死富貴之累而達到的內在的幸福和愉快，是精神的一種持續的安詳、靜穆、平和。我們來看看詩人「今我不為樂」「且極今朝樂」所樂的是什麼吧：
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
飢者歡初飽，束帶侯鳴雞，揚楫越平湖，泛隨清壑回，鬱郁荒山裡，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
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
——《自祭文》
滿懷喜悅去深谷汲水，唱著歡歌到山上負薪；半夜起床美美吃一頓粗茶淡飯，再束緊腰帶下田躬耕；春天匆匆忙忙「載耘載耔」，雖然還不知道日後的收成，春耕播種就足以叫他無比歡欣；白天穿粗布夜晚蓋被褐，心裡照樣喜滋滋樂陶陶。原來陶淵明之所「樂」者恰是世人之所苦，難怪江州刺史檀道濟見陶淵明「躬耕自資」以致「偃卧瘠餒有日」時，大發惻隱之心地勸他說：「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這位俗不可耐的刺史大人哪裡知道，被他視為「自苦」的在陶淵明反而感到「自得」呢？奔競於官場的士大夫恐怕大多難得理解陶淵明之所樂，不獨檀道濟一人認為他是在「自苦」，所以，他不可能與他人分享自己生命的「自得」之樂，不得與人偕樂就只好自樂了：「揮茲一觴，陶然自樂」（《時運》），「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止酒》），「日夕在耘……耦耕自欣」（《扇上畫贊》），「寄心清尚，悠然自娛」（同上），「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答龐參軍》）。陶淵明在《時運》中感嘆黃唐世遠而知音難尋：「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因而他在「景物斯和」的暮春只好一人「偶影獨游，欣慨交心」（《時運序》）。在人們貪富貴戀官爵的世道里，還有誰像陶淵明那樣「自得」於「被褐」，歡欣於「耦耕」呢？「偶影獨游」則人不知樂而我獨樂，「濁酒半壺」則人不知慨而我獨慨。清鍾秀在《陶靖節紀事詩品》卷四中說：「陶靖節一生自樂，未嘗屈己徇人。有時獨樂，自樂也；有時偕樂，亦自樂也；有時期於偕樂，而終於獨樂，尤自樂也。」
「陶靖節一生自樂」說明他的精神高度迥拔時流，他的「自樂」「自娛」「自欣」不僅是一種快樂的心理感受，更主要的是一種超越的人生韻味，一種屬倫理又超倫理的存在境界。宋代陳模在《懷古錄》上卷中將陶淵明之所樂與白居易之所樂進行過比較：「白樂天最不忘情者，故發而為詩，強身軀道，其實不悟此理。陶淵明窮而至於乞食，其視樂天富貴聲色之樂，豈可同年而語？然淵明陶然自得，未嘗數數留意於外物，蓋真實有得於心者，與徒事虛言者不同。」稱白居易樂在聲色富貴也許以偏概全有失公允，說陶淵明自得於富貴聲色之外倒不失為卓見。他解除了富貴、利祿、功名的束縛，而且在終極的意義上超脫了生死的滯累：
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形影神·神釋》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