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釋》一詩中的「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早在陶淵明之前阮籍、嵇康已發表過類似的言論。阮籍在《達庄論》中指出：「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以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賓士，消息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以永存也。」 在同一文中他還認為：「作智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 不過，阮籍的「恬於生而靜於死」還是一種純理論形態，陶淵明《神釋》不只是釋「自然」比阮籍透脫，更重要的是陶將這種理論變為一種生存選擇、一種生命存在。「縱浪大化中」就是返回自然，使個體與天地融為一體，它是詩人面臨死的深淵時生的決斷，因而是他生命意識的核心。
在意識到個體終將「身沒名亦盡」之後，為什麼要作出「縱浪大化」這一返回自然的存在決斷呢？再美的盛譽也將湮沒無聞，蓋世的功業終將成為過去，耀眼的榮華更是轉瞬成虛，個體不能指望通過這些而超越自身，然而，作為感性存在的個體生命又得實現對自身的超越。因為這個在具體時空中存在的「人生」來去匆匆，「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他總是不斷地追求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與無限合一，期望回歸本體以求得永恆。可這個本體又不是慧遠那超絕的西方凈土，也不是葛洪那縹緲的「帝鄉」，而就是千秋永在的自然。死去則「托體同山阿」（《輓歌詩三首》之三），生時就「縱浪大化中」，與大自然深心相契，與山川萬品歸於一體，在感性的時空中超越感性的存在。
與萬物一體與天地同流對陶淵明來說，不只是瞬間的審美體驗和身心陶醉，而是他整個生命存在的沉浸和投入，是他選擇並踐履的一種存在方式。
陶淵明所要投入的「自然」本體涵蓋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兩個層面，返回外在的自然導致他最終棄官歸田，返回內在的自然導致他任真守拙。這兩者又具有深刻的聯繫：沒有返回外在自然，就會給個體造成心與跡的分離；沒有返回內在的自然，外在的自然將永遠構不成他的「對象」，永遠與他疏離和對峙。
陶淵明返回外在的自然——棄官歸田，為他贏得了文學史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地位 。中國古代有著深厚的隱逸傳統，從東漢末年到魏晉之際隱逸之風大熾，范曄在《後漢書·逸民列傳序》中闡釋士人隱逸的動機說：「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陶淵明的歸田雖然為「性分所至」，但與上文列出的幾種歸隱動機都不大吻合。沈約《宋書·隱逸傳》中交代了陶淵明最初出仕和最後歸隱的原因：「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播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蕭統《陶淵明傳》《南史·隱逸傳》與《宋書》中的記載大同小異。「不為五斗米折腰」一直被人傳為美談，並成為歷代讚頌和效法的人格楷模，而且成了氣節和操守的代名詞。就個人的感情而言，我們和大多數人一樣當然願意它是歷史的真實，不忍心懷疑這一美談的歷史真實性而大煞風景。遺憾的是歷史上陶詩研究專家對此說的真實性不斷提出合情合理的質疑。宋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五引韓子蒼的話說：「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友愛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清代林雲銘從另一角度對「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歷史真實提出懷疑：「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為五斗米折腰，竟成千秋佳話。豈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帶謁見之時，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邪？蓋元亮生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術，無所用之，徒營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托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蒓鱸，斷非為饞口垂涎起見。故於詞內前半段以『心為形役』一語，後半段以『世與我違』一句，微見其意。」 韓子蒼與林雲銘對「五斗折腰」雖同有所疑，但二人致疑的角度和所疑的內容並不一樣：前者懷疑此說實子虛烏有，為時人誤傳或史家虛構；後者懷疑此說並不出自詩人的真情，為淵明自己去官時的借口和託詞。今人逯欽立先生雖認可「不為五斗米折腰」這一美談，但對它作了新的解釋。「五斗米」通常解為卑官微祿，逯氏將它釋為「五斗米道」。他在其校注的《陶淵明集》附錄《關於陶淵明》一文中說：「《晉書·陶潛傳》記載，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蓮社高賢傳》同）。他的這句憤慨的話，《宋史·陶潛傳》和《南史·陶潛傳》都作『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文字稍有出入，意思卻是一樣的。這句話翻成現代口語，等於說：『我過去不能對五斗米道下腰鞠躬，今天還能誠誠懇懇地侍候鄉里小人！』陶淵明說的這句話是老實話，發自內心的話，是為了表示看不起寒門庶族出身的督郵，才擺出看不起門閥世族五斗米道王凝之的事實。從當前的態度回溯到過去，以過去的歷史來強調當前。不難理解，既非門閥世族出身，又是東晉元勛貴族後代的陶淵明，對於寒門庶族和門閥世族都存在著矛盾；他傲視寒門庶族的督郵，也傲視門閥世族的五斗米道徒。」 之所以引錄逯先生書中如此長的文字，是由於這段話說了好幾層意思，而他對陶淵明傳說中辭官時那句「憤慨的」「老實話」的理解又十分特別，文字的表述也有些纏繞。首先，將「五斗米」等同於「五斗米道」沒有歷史根據，不能簡單地將五斗米與五斗米道視為同一個東西。其次，如果陶淵明真的說了這句「憤慨的話」，也應以出現最早的沈約《宋書·陶潛傳》和蕭統《陶淵明傳》為準，這兩篇傳記的原文分別為：「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這兩句中的「為五斗米」都是句子後面「折腰向鄉里小人（兒）」的目的狀語，從語氣和句法上都不能如逯先生那樣斷句和理解。再次，信五斗米道（又名天師道）者不僅有門閥貴族如王羲之、王凝之輩，同樣有許多平民信徒，陶淵明家就世代信奉該教，按陳寅恪先生的說法，詩人「平生保持陶氏世傳之天師道信仰」 ，即使詩人並未保持家傳宗教，也斷不至於對著自己的僚屬糟蹋自己的家傳信仰。在陶淵明現存的詩文中找不到「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說法，他對自己最後辭官歸田的原因有詳細的說明，我們先還是聽聽詩人自己是怎麼說的：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辭序》
由於求官是為「幼稚盈室」而「瓶無儲粟」的生活所迫，不是出自施展政治抱負的內在要求，反而有違自己「質性自然」的天性，因而他覺得奔走仕途完全是為口腹自役，心靈的折磨比飢凍之苦更切，沉浮宦海以曲從人事，既扭曲了自己內在的本性也遠離自己喜好的「園林」（外在自然）。本已決定等穀物收成之後就斂裳去職，為武昌程氏妹奔喪這一偶然機緣只不過提前了他掛冠的時間。我們當然不必過於拘泥詩人的自述，以為他幾次踏入仕途完全是為了填飽肚子，青少年時代一直「游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之十六）的陶淵明，無疑曾有過積極用世的志向，但官場應酬與他愛好自然的「質性」格格不入倒是事實，這使他對自己混跡官場深以為恥，《飲酒二十首》之十九首所抒寫的情懷正好可作為序文的佐證：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
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