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鍾秀論陶首標「灑落」 ，「灑落」二字的確道出了陶淵明生命境界的主要特徵。南宋陳模早已稱道過陶淵明的「胸次灑落」 ，稍晚於鍾秀的毛慶蕃也對陶淵明的「素懷灑落，逸氣流行」讚嘆不已 。大概是晉人開始用「灑落」一詞來描繪樹葉的搖落飄零之狀，如潘岳《秋興賦》：「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 稍後又被用來形容超然物外的情懷，如郭象《莊子注序》稱道莊子說：「故其長波之所盪，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誇所以散。」 郭象此處的「灑落」是做動詞用，意思是「使之……灑落」。人們又用它來形容人自然脫俗和瀟洒飄逸的儀錶風度，如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竺法雅》稱雅「風采灑落」 ，《南史·蕭子顯傳》說「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 。就現存的文獻看，以「灑落」來形容人內在的心靈或精神狀態最有名的例子當是黃庭堅《濂溪詩序》中的一段話：「舂陵周茂叔 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以「光風霽月」狀「胸中灑落」，可見，「灑落」在這兒主要是指一種澄明、淡泊和曠遠的心境。後來，「胸中灑落」成了宋明理學經常討論的話題。在宋明理學中，「灑落」與「敬畏」是彼此相對的兩種人生境界，「敬畏」則戒慎提撕，「灑落」則曠達自得。王陽明對二者曾作過清晰的界定：「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放蕩曠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 「灑落」一詞因而也染上了道學色彩。從宋至清的治陶者和詩論家如陳模、鍾秀等人讚美陶淵明胸次灑落，顯然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黃庭堅評濂溪一語的影響，但他們各自「心目中所摹擬」之「灑落」又顯然不盡同於黃庭堅所「摹擬」的「光風霽月」，如毛慶蕃的「素懷灑落，逸氣流行」除了指陶淵明心境的澄明、淡泊、曠遠以外，它更側重於生命的超然這一層面，所謂「逸氣」就是指陶淵明擺落了世俗羈紲後那種超脫的人生韻味。陶淵明的灑落無疑有別於道學先生周敦頤。《飲酒》之五就是他灑落胸次的生動展現：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由於精神已超然於現實的紛紜擾攘之上，心體原本不累於欲不滯於物，何勞避地於深山，何必幽棲於岩穴？結廬人境無妨其靜，車馬沸天不覺其喧，環境雖然隨地而有喧寂之別，詩人的心境絕不因之而有靜躁之分。宋陳岩肖在《庚溪詩話》中將陶淵明與王安石作過有趣的比較：「王荊公介甫辭相位，退居金陵，日游鐘山，脫去世故，平生不以勢利為務，當時少有及之者。然其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外物去來，任之可也，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蒂芥也。如陶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然則寄心於遠，則雖在人境，而車馬亦不能喧之；心有蒂芥，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陶淵明心體自足無須外求，結廬人境，採菊籬邊，哪用得著去「擅關中」或「擅丘壑」呢？寄跡於人境之中，何妨神遊萬象之外？「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句，《東坡題跋》卷二《題淵明飲酒詩後》評論說：「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一篇神氣都索然矣。」為什麼改「見」為「望」就使「一篇神氣都索然」呢？詩人心如明鏡朗鑒萬物而不存有萬物，見南山之前胸中並不曾有一南山。「望」屬有意——好像詩人自性虧欠而求助於外，特地在尋求美景的刺激，「見」則無心——詩人的自得之趣存乎一心，絲毫不關乎見不見南山，其胸次的「悠然」不在於見南山之後而早已現於見南山之前，是「悠然見南山」而不是「見南山」才「悠然」。既隨意而采東籬的秋菊，亦無心而見遠處的南山，這是生命自身的嬉戲與自娛，是精神無拘無束的自由與洒脫，是心靈純潔無染的怡樂與恬適。山間繚繞的山嵐是多麼自在，日暮「相與還」的飛鳥何其從容，此老眼前的南山、秋菊、山氣、飛鳥無一不是佳景，此老胸中的結廬、採菊、見山無一而非樂事。此詩決非如古代論者所說的那樣前四句寫「跡寂寞」，後四句寫「心寂寞」 ，或者如許多現代研究者所說的那樣全詩先寫心，後寫境，將心與境先分成兩截然後再連成一片。詩中的境由心起而不是心由境生，是「胸有元氣，自然流出」 ，是因有自得之樂而採菊見山，不必有待於採菊見山才獲自得之樂。詩中的「真意」注家常引《莊子·漁父》篇以為說：「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並據此將「真意」釋為「自然意趣」 。「真」屬於道家的景觀當然不錯，但就此詩而論什麼是「自然意趣」呢？能否把結廬、採菊、見山說成是「自然意趣」？至於把「真意」說成是「人生的真諦」或「人生的意義」的種種解釋，則又將詩中的「真」混同於認識論上的「真」。其實這裡的「真」不是邏輯上的「真」而是「存在者狀態」上的「真」，「此中」的「此」是「此在」「在」「此」的「此」，「此中」就是存在者「在」當下的此時此地之中。由於詩人既不滯於物欲又不累於功名，擺脫了一切俗緣的遮蔽，自己存在的本真狀態，就在「此中」顯露敞開。已復其「真」的詩人與各得其所的萬象猝然相遇，只見南山聳秀，秋菊迎風，山嵐飄拂，夕鳥飛還，頓時一片化機，天真自露，與天地同流，與萬物歸一，這是詩人生命存在的自由灑落，也是他本真存在的澄明朗現。可見，陶的「灑落」是指他脫落了一切功利、聲名、計較、俗慮後，所表現出的一種無目的無利念的洒脫，無所關心無所欠缺的圓滿，也就是其生命超然無累的自得與自適。
這首詩展露的是儒者的胸次還是道家的襟懷？一般而論，儒家強調社會關懷和道德義務，要求個體通過人格的自我完善，擔當起巨大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讓自己走完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這一被規定好了的人生歷程。道家則主張放棄一切社會責任而「任其性命之情」 ，鄙薄那些「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和「傷性」「以身殉天下」的「聖人」 ，其終極取向是解脫社會的束縛與禮法的拘忌，以超脫社會、超越自我來實現精神的自由和心靈的解放。「灑落」的胸襟看來有別於儒家悲天憫人的入世情懷而近於道家曠放自適的逍遙態度。但是，問題又並非如此簡單，因為儒學也包含了不同的精神向度，孔子在提倡「克己復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敬畏戒慎之外 ，同時又非常激賞「吾與點也」的自在超然，為宋明理學家所樂道的「胸中灑落」已經蘊含在先儒的精神資源中，所以後世不少論者認為陶淵明的「灑落」深契「曾點之意」，他深心體貼的仍是儒者的襟懷。陶淵明的《時運》一詩也許是這一論點的極好佐證：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
山滌余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
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
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
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詩前小序說：「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游，欣慨交心。」這首詩抒寫暮春獨游之樂。在一個「景物斯和」的良朝，詩人穿上剛縫製成的嶄新春服去東郊遊覽，只見微風吹散了山間的薄霧，天空點綴著淡淡的白雲，和風輕輕拂動田野嫩苗，郊外的風物那樣清新靜美，詩人心情那樣恬適和悅。「有風自南，翼彼新苗」二句「寫出性情」 ，在鱗鱗湖水中「乃漱乃濯」，遠方美景惹他「載欣載矚」。序言說這次春遊「欣慨交心」，「前二章為欣，後二章為慨，此大始末也。『邁邁時運』，逝景難留，未欣而慨已先交；『但恨殊世』，本之『我愛其靜』，抱慨而欣愈中交，此一迴環也。載欣則一觴自得，人不知樂而我獨樂，抱慨則半壺長存，人不知慨而我獨慨，此又一迴環也」 。這兒沒有政壇的血腥傾軋，沒有人際的爾虞我詐，他再也不必為功名利祿而勞碌奔波，再也不為侍奉上司而折腰作揖，此情此景使他打心眼裡「稱心易足」，悠閑地「揮茲一觴」更是其樂融融。這使他想起當年孔子「吾與點也」的情景，自己眼下所享受的這種人生怡樂不正是曾點當年所企望且為孔子所讚許的人生境界嗎？清邱嘉穗在《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一中稱許此詩「能會曾點襟懷而發為堯、舜氣象」。詩中「春服既成」「童冠齊業，閑詠以歸」隱括《論語·先進》中孔子與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