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機素暗，遣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世說新語·捷悟》
詩人常常自我感覺良好，以為連詩歌都能寫好還有什麼不能幹好？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安史大亂時誇口說：「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隱然以當世謝安自居，好像自己在談笑之間就可以把天下搞定。連印象中比較老成持重的杜甫也一張口就是「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一千多年以後還能想像出他那目空一切的氣概。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曾毫不客氣地說，李杜都是政治上的糊塗蟲。幸喜李杜都沒有治國的機會，否則，他們就不是偉大的詩人而是歷史的罪人。詩人中政治糊塗蟲當然不只李杜，一直被稱為才高八斗的曹植也要算一個。明明知道兄長和侄子一直提防和忌恨自己，可他在文帝、明帝面前不懂韜晦之略，還在《求自試表》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吹噓自己的才華和壯志，要求皇帝「出不世之詔」，讓自己「統偏師之任」。這不是找死嗎？他好像至死都不明白，在他兄長曹丕眼中，自己立功的雄心就是篡位的野心。
政壇上深諳權謀的老手，沒有一個人會像李杜那樣「說大話」，他們都明白誰先伸頭誰便先死的道理，所以無一不擅長韜光晦跡——明明狗膽包天偏要裝成膽小如鼠，明明雄心勃勃偏要裝成胸無大志，明明目光深遠偏要裝成鼠目寸光，明明老謀深算偏要裝得傻氣天真。《三國演義》「曹操煮酒論英雄」這一回中，寫劉備棲身曹營時「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為韜晦之計」。做夢也想黃袍加身的劉備，哪有興趣當一個菜農澆花種菜？
上面這則小品向我們生動地展示了政壇上的韜晦之術。
郗鑒、郗愔、郗超祖孫三代一直處在東晉權力的中心，三人在朝廷同參權要，但他們為人卻大不相同：郗鑒儒雅，郗愔方正，郗超機敏。這裡來看看郗愔和郗超父子的處事方式。
文中的「北府」是東晉的一個軍事建制，此時治所從廣陵移到了京口，也就是今天江蘇鎮江市。郗愔曾掌控藩鎮北府，北府地勢扼京城咽喉，史稱京口「人多勁悍」。有英邁之氣和不臣之心的桓溫，常常讚歎「京口酒可飲，兵可用」，對北府早已垂涎三尺，郗愔居重地握重兵使他如芒在背。忠厚的郗愔對權術機謀一向都很遲鈍，既不能窺探桓溫的險惡用心，也不能洞察自身的危險處境，竟然糊裡糊塗地給桓溫寫信說：「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由於中原已被胡人佔領，西晉帝王陵墓都在洛陽。郗愔對晉朝忠心耿耿，他希望與桓溫共同輔佐朝廷，秣馬厲兵收復中原故土。信中對桓溫的真心表白，可能招致郗愔的殺身之禍：一、「共獎王室」擺明了當今之世能與桓溫抗衡的只有郗愔；二、郗愔是晉室的鐵杆忠臣，自然就是桓溫篡位巨大障礙；三、郗愔雖已屆暮年仍雄心不老，這會使桓溫如魚刺在喉。
郗愔給桓溫寫信那會兒，正好長子郗超外出，在路上聽說有信使到了，急忙從信使手中取出信箋，讀完立馬把信撕成碎片，回家後代父重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又老又病，無力勝任眼下這一軍事重任，想乞求一個閑散的位置打發余年。文中的「宣武」即桓溫，溫死後謚宣武候。桓溫見信後非常高興，對郗愔的戒備和忌憚全都消除，立即下令升任郗公都督五郡軍事，併兼任會稽郡太守。
要不是兒子郗超調包換信，在當時詭譎多變的形勢中，身居要津的郗愔轉眼就將身陷絕境。郗超年輕時就卓犖不群，他做桓溫參軍時桓溫便發現郗超深不可測。郗超知道什麼時候必須收斂鋒芒——韜晦以打消他人戒心，什麼時候應該露出崢嶸——展示力量以震懾對手。桓溫對郗超「傾意禮待」，郗超對桓溫也鼎力相助，桓溫「王霸大業」背後的高參就是郗超。溫超二人在才調上惺惺相惜，在追求上又臭味相投，難怪他馬上把糊塗父親那封糊塗信「寸寸毀裂」，因為他最明白這封信會招來多大的風險。
郗超不僅辦事精明幹練，識人眼光敏銳，待人又慷慨大度，而且清談時義理精微，與人辯論更是議論風發，一代名相謝安也畏他三分。郗超生前讓人服讓人怕也招人愛。他入桓溫幕後暗助溫密謀篡逆，可惜把才能用錯了地方。郗超死後他父親才看到兒子與桓溫謀反的密信，正在喪子之痛中的郗愔厲聲罵道：「逆子真該早死！」
看來，任何一個政客在風急浪高的政治舞台上，「沒有」才能不行，「只有」才能更不行；不用機謀可能自己遭殃，只用機謀國家可能遭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