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勖善解音聲，時論謂之「暗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世說新語·術解》
相傳自從周公「制禮作樂」以後，我國便逐漸形成了「禮樂制度」或「禮樂傳統」。古代禮與樂密不可分，「禮」是一種強制性的外在規範、約束、秩序，「樂」則訴諸人內在的心境、情感、意緒，禮規定人的行為舉止，樂則陶冶人的性情，所以《禮記》說「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在上古首先是國家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其次才是供人欣賞的音樂藝術。《晉後略》載，上古雅樂自東周后逐漸消亡，漢成帝曾試圖復興過古樂，估計復興的古樂酷似今天官方大會開幕時演奏的那種東西，除了製造某種隆重莊嚴的氛圍，除了出席大會的人必須恭聽，它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刺耳的噪音。三國時魏國又命杜夔造雅樂，由於周公旦老人家沒有留下樂譜，更沒有留下磁帶光碟，杜夔只能按當時的絲竹之聲，按當時管弦樂器的尺寸，弄出了一種聽起來倒是悠揚婉轉的音樂，可那些從沒有聽過周公古樂的雅士，指責這不是周公所造的雅樂。為了證明自己王朝的正統性，晉武帝又命中書監荀勖制定宮廷雅樂。荀勖於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到處募求周公時的樂器，居然找到了周時玉律數枚，買到了漢時古鐘數口。
古人以為只要弄到了古代的樂器，就准能奏出古代的音樂。這真是天大的誤解。離我住所不遠的湖北省歷史博物館裡，便陳列了二十世紀出土的戰國隨州編鐘，如果讓我在這套編鐘上演奏，我不僅奏不出戰國時的雅樂，連驢子的破嗓音也奏不出來。讀中小學的時候，一旦對某些人感到厭煩，我就開始拉開嗓門大聲歌唱，只要我一開口那些討厭鬼立馬就逃得無影無蹤。每當這時候我總有一種惡作劇的快感，有時還自鳴得意地在人前炫耀。談了女朋友後才開始有點自卑，知道一開口唱歌就能把人嚇跑，這種事情並不光彩，也不值得驕傲。至今我一見到「音樂學院」就頭暈，本人寧可一輩子掏大糞，也絕不去當什麼音樂家！
理科中的數學，藝術中的音樂，都需要某種天賦，某種敏銳和直覺。沒有這種敏銳和直覺，再喜歡它們也別以它們為職業，「喜歡」與「能夠」可不是一回事，否則，天下到處都是陳省身，滿大街走的都是貝多芬。
直覺就是這則小品中所謂「神解」和「神識」。
文章說荀勖精通音樂聲律，這在當時人看來天生就會。於是，朝廷命他來調節律呂，校正郊廟宮廷的雅樂。每當皇帝元旦朝會奏樂，由他來正音調樂無一不韻諧宮商，曲調悠揚。竹林七賢之一的阮咸對音樂的感受極其細膩，人家都說他對音樂有「神解」。每次朝會奏樂他都感到音不諧調，一直覺得哪個地方不對勁，可又說不出具體原因。滿朝大臣都為荀勖鼓掌，阮咸對荀勖連一句恭維話也沒說過，這招來了荀勖的忌恨，便找個理由把他外放做始平太守。文中「既無一言直荀」的「直」字，注家有不同的解釋，或釋為「認為正確」，或認為是「值」的假借，這兩種說法都能找到文字學的根據，但第一種解釋似乎於義為優。後來有天一農夫在田野耕種時，無意中挖出一把周代玉尺，這把玉尺正是天下的標準尺。荀勖試著用它來校正自己調理的鐘鼓、金石、絲竹等管樂、弦樂和打擊樂器，這才發現它們短了一黍米，因此佩服阮咸對音樂的妙賞神識，覺得自己冤枉錯怪了人家。
這則小品向人們展示了天分的高低，荀勖對音樂雖然天分很高，但與阮咸相比尚隔一間。誰都不滿意自己的財富，但誰都滿足於自己的才能。史書上說荀勖對自己的音樂才華頗為「自矜」，說明他對自己才氣的自我感覺，比他實際的才氣要好很多，可以想像他在宮廷奏樂時那種顧盼自雄的神態，覺得每個人都有敬佩讚美他的義務。阮咸偏偏沒有一句讚美之詞，不盡讚美義務的人當然不能欣賞美妙的音樂，在荀勖看來外放阮咸是理所當然。哪曾料到強中更有強中手，音樂「能人」遇上了音樂「神人」。
再來談對音樂有「神識」「神解」的阮咸吧。《通典》載「咸世實以善琵琶知音律稱」，他的祖上以善於演奏琵琶和通曉韻律知名，阮鹹的音樂「神識」或許得之遺傳，遺傳不就是「天生」嗎？
阮咸能成為「竹林七賢」中人，看來不只是可愛，而且確實有才；也許應該倒過來說，正是由於他極其有才，所以才十分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