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世說新語·巧藝》
魏晉藝壇上，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法臻聖，戴逵、顧愷之二人繪畫稱神，他們的書畫是「魏晉風度」的生動體現。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戴逵（字安道）從小就靈巧聰慧，詩、文、琴無所不能，尤其工於繪畫和雕刻，特別擅長雕繪佛像，他雕繪的佛像構思新穎別緻。一次雕成了無壽量大佛木像和其他菩薩，他以為按從前的方法雕刻佛像，致使木像過於古樸笨拙，這樣的佛像一旦開龕讓人們禮敬，肯定也不會吸引感動信徒。他想當面聽聽別人的意見，又怕別人礙於情面不講真話，於是悄悄躲在簾後傾聽拜佛者的議論，集中了大家各種各樣的褒貶意見，經過三年的琢磨修改才完成佛像。這尊佛像被迎到山陰靈寶寺。據說，當時顯宦和名士郗超來寺瞻仰禮拜這尊佛像，正在提香許願時，他手中香煙蒸騰而上，一直升到茫茫的雲端——戴逵雕的佛像顯靈了。我相信這是添油加醋的附會，無非是想誇張地形容戴刻佛像栩栩如生，這種手法是文人故技。不過，南朝齊繪畫理論家謝赫對繪畫藝術的鑒賞極其精微，年代又去戴逵生活的東晉不遠，他對戴逵的評價倒非常可信，他在《古畫品錄》中稱讚戴繪佛像說：「情韻綿密，風趣巧拔，善圖聖賢，百工所范。荀衛已後，實為領袖。」六朝常把佛祖及其弟子稱為聖賢。謝赫無疑觀摩過戴逵的繪畫和雕塑，否則他不會斷言戴繪佛像，不僅富於深情遠韻，而且還露出風趣靈巧。
這則小品正是說，戴安道中年以後所畫「行像」十分精彩絕妙，所謂「行像」就是載在車上便於巡遊的佛像，可以是塑像也可以是畫像。庾道季（名龢）見到戴畫行像後假裝內行地說：「佛像看上去雖十分生動，只是神韻過於世俗，大概是你俗情未盡的緣故。」戴逵不喜歡他冒充行家的樣子，也不接受他這種不著邊際的高調：「也許只有務光可能免去你這個批評。」
我們先來見識一下戴逵說的那位「務光」。漢劉向編《列仙傳》載，務光是夏朝時的人——或說是夏朝時的「仙」，不然怎麼會編到《列仙傳》中呢？他長得怪模怪樣，耳朵就長達七寸，商湯準備討伐桀之前與務光商量，務光冷冷地對湯說：「這不關我的事。」湯又想徵求一下他對伊尹的意見，務光回答說：「只知他力氣很大，而且忍辱力強，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湯消滅了桀後打算把天下讓給務光，沒料到務光覺得是對自己最大的侮辱：「我早就聽說過，道德墮落的社會中，切莫踏上這樣的國土，更何況要把這樣的國家讓給我呢？」他一氣之下背上石頭自沉於盧水中淹死了。
傳說中的這位務光先生，哪怕夏桀再暴虐他也不譴責，哪怕伊尹再優秀他也不舉薦；他不想占國家的任何便宜，也不想為國家盡任何義務。務光的確「超脫」成仙了，他完全不受俗情羈紲，可也絲毫沒有人際關懷。誰能說清這是「高潔」還是「冷漠」？這是脫盡俗情還是不近人情？
宗教是心無所歸者的皈依，是苦難生靈的哀嘆，是無情世界的情感。作為一種宗教藝術的佛像，是人世現實在繪畫中的折光，也是畫家情懷和個性在畫像中的表現。人們把自己的企盼、願望、理想都寄托在它身上，佛像容光是人類心境或正面或顛倒的折射。有時候人的精神越單調貧乏，佛像越顯得豐富飽滿；有時候現實越悲慘殘酷，佛像越發慈悲安詳。當戰亂殺戮導致「白骨蔽於野，千里無雞鳴」時，當生活在「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的恐懼戰慄中時，人們對自己的現世生活徹底絕望，便把美好的理想都寄託於天國佛像，此時佛像神情與人類心境就是顛倒的；而當人世不再是「淚之谷」的時候，當社會重新燃起希望之光的時候，佛教畫常用絢麗的色彩和圓潤的線條，表現歡快的生活場景與溫馨的精神氛圍，佛像更接近於人自身的形象，顯得嫵媚、親切、和善、幸福、仁慈……此刻佛像的微笑就是人們內心喜悅的對象化。這在古今中外都無例外，如歐洲文藝復興時的聖母像，其實就是表現那時男性畫家的心理和生理欲求，描繪的是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范兒」——豐滿、華貴、聰慧乃至性感。
還是回到庾道季與戴安道的對話。
佛像神情與畫家精神息息相關，庾道季品畫的思路並沒有錯，只錯在他品畫的價值標準上。他認為佛像儀容不能顯露出人性，稍露人的慾望悲歡就「神明太俗」，所以佛像畫家應該戒斷「世情」。戴安道則認為庾道季的說法未免可笑，世上任何人都難戒斷「世情」，再說，這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且不論務光傳說的真假，即使他確實戒斷了「世情」，可斷絕了世情又哪有描繪佛像的激情？將人世一切都看成與己無關的人，怎麼可能虔誠禮佛「普度眾生」？即使他勉強去描繪佛像，他畫筆下的佛像又怎會顯出「神明」？
《世說新語》中的庾道季一直自我感覺良好，對人的評價一向比較刻薄，不知他本人是否戒絕了「世情」。戴安道並不否認自己「世情未盡」，假如毫無人際的溫情，他筆下的佛像又哪來「風趣」與「神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