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世說新語·棲逸》
相傳，「認識你自己」是古希臘阿波羅神廟中最有名的箴言。有人問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世上哪種事情最難辦？」他應聲回答說：「認識你自己。」在這點上倒真是「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我們老祖宗老子也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且他還把「自知」看成是比「知人」更高的智慧——「知人」不易，「自知」更難。那位偏激而又深刻的尼采，好像對人類的自知十分絕望，他在《論道德的譜系》中說：「我們對自己必定永遠是陌生的，我們不理解自己，我們想必是混淆了自己，我們的永恆定理是『每個人都最不了解自己』——對於我們自身來說我們不是認知者。」
歷史上和現實中，「自己不認識自己」的確是一種普遍現象。我身邊有一些老兄由於怕老婆，連一天正兒八經的「家長」都沒有當過，但他們屢屢信心滿滿地說「我要是這個省的省長……」「我要是教育部部長……」言下之意他要是某省省長或某部部長，某省某部肯定比現在好多了。這些老兄為什麼對當省長、部長那麼自信，而在自己老婆大人面前為什麼又那麼自卑？對此我一直困惑不解。這讓我想起了唐代大詩人李白，安史大亂爆發後他在廬山旅遊，不久接受居心叵測的永王李璘征詔，一入永王幕府便吹起了牛皮：「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詩的後兩句是說：只要起用我這個當世謝安，我李白在談笑之間就能把天下搞定！話音剛落，永王和李白就被朝廷搞定了：永王被殺，李白坐牢。雖然李白自許「懷經濟之才」，但國家要是真的交給了他管理，結果肯定不像他的詩歌那麼美妙。李白一直誤將寫詩的天才當成治國的幹才，弄得他自己老是喟嘆「懷才不遇」，至今從李白那些偉大的詩篇中，你還能感受到他老人家一臉憤慨，滿腹牢騷。
這則小品對我們許多人來說，也許是一副清涼劑。
我們得從頭說起。
文中的戴安道就是大名鼎鼎的戴逵，他是東晉著名的畫家，也是傑出的雕塑家，還是著名的音樂家，又是了不起的作家。當然，你在他名字後面還可以加上很多「家」，他大概是那個時代最多才多藝的天才之一。戴逵和顧愷之的繪畫，王羲之和王獻之父子的書法，是「魏晉風度」在藝術上的完美體現。南朝謝赫《古畫品錄》說，戴安道為東晉畫壇領袖和雕塑家典範：「戴逵：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聖賢，百工所范。荀衛已後，實為領袖。」戴逵在南京瓦官寺作的五軀佛像，和顧愷之的《維摩詰像》及獅子國的玉像，並稱為「瓦官寺三絕」。他還是遠近聞名的鼓琴妙手，長子戴勃和次子戴顒子承父業，在傳統基礎上「各造新聲，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他們創新聲之多為早期琴家所罕見，兄弟二人都成了歷史上著名的音樂家。
戴逵在社會上的聲望越來越高，晉孝武帝時朝廷征他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每次他都辭以父疾不就，次數多了郡縣長官開始逼迫他應詔，無奈之下他逃到吳郡內史王珣武丘的別館。晉朝散騎常侍為皇帝近臣，入則規諫過失，出則騎馬散從，雖權力不大但地位很高。戴逵居然對和皇帝一起騎馬溜達毫無興趣，像躲瘟神一樣逃避征詔。當時顯貴謝玄憂心戴逵「遠遁不反」，考慮他已年過六旬，在外面有「風霜之患」，這才向皇帝上疏說：「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請求皇帝收回詔命，孝武帝才沒有逼他出來做官。
他不僅不願出來做官，甚至不願意與王公周旋。太宰的武陵王司馬晞，曾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本來討厭司馬晞為人，覺得自己受到侮辱，立即當面把琴摔得粉碎，並大聲說道：「我戴逵不是王門伶人！」他鄙視那些附庸風雅而又放蕩奢侈的權貴，覺得為他們彈琴是奇恥大辱。這種情況如果放在今天，許多「藝術家」肯定要樂成瘋癲症，至少很多人把這看成「莫大的榮幸」。
魏晉士人以處為高，以出為劣，至少在口頭上都把隱逸看得非常高尚。不過，戴逵隱逸不仕並不是追逐虛名，而是他認識自我以後理性的人生選擇。他說人應該「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遇事要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也就是說一個人先要了解自己的本性，然後才能盡自己的本分。戴逵知道自己愛幹什麼，想要什麼，能幹什麼。
干自己愛乾的事情就會幸福，干自己想乾的事情就有激情，干自己能幹的事情就能成功。
「認識自我」只是前提，「實現自我」才是目的。當然，能「認識自我」的人，不一定能「實現自我」。到底是「知易行難」還是「知難行易」，古人和今人各有各的角度，自然各有各的說法，當然各有各的道理。就「認識自我」而言，誰都會承認「知難」，和「實現自我」相比，大家又都會肯定「行難」。知道自己愛做學問也能做學問，生逢「詩書雖滿腹，不值一文錢」的世道，讀書人不一定願做學問，在強權通吃的社會裡，不通世故的書獃子也可能鑽營買官。
戴逵兄弟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們在「認識自我」上有過人的識力，在「實現自我」上又有超人的定力。他們一旦認準了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一旦確立了自己人生的目標，就能矢志不移地朝那個方向努力，就像曹丕所說的那樣，「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不因窮困而放棄自己的事業，不因顯貴而改變自己的志向，而我們常人恰恰相反，「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個人慾望是自己定力的死敵，慾望驅使我們隨波逐流——大家愛錢就跟著大家去撈錢，大家愛官就隨著大家鑽營官，最後在蠅營狗苟中失去了自我，在庸庸碌碌中消磨了自己一生。
戴逵堅持隱居東山以激勵氣節操守，他的兄長戴逯則志在「建式遏之功」。「式遏」一詞來於《詩經·大雅》，這裡指出仕做官以建功立業。《晉書》稱戴逯「驍果多權略」。驍勇果斷的人往往魯莽，有權謀計略的人往往多疑，勇敢果斷又足智多謀確屬難得的治國人才，正是「驍果多權略」的雄才，激起了他「建式遏之功」的雄心。戴逯後來成為淝水之戰中的功臣，如願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們兄弟二人的出處進退有天壤之別，謝安對此也十分納悶，有一次特地問戴逯說：「你們兄弟的志向為什麼如此不同？」戴逯一五一十告訴上司：「下官不能忍受隱居的愁苦，家弟不想改變隱居的樂趣。」「不堪其憂」「不改其樂」借用《論語》的「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暗以顏回來比喻戴逵，迂迴曲折地稱讚弟弟能像顏回那樣安貧樂道。
這則小品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啟示：仕與隱原無高下雅俗之分，應根據自己的主客觀條件做出選擇。出仕就要承擔社會責任，歸隱就應保護社會良知。因此，隱逸必須耐住寂寞，出仕用不著羞羞答答，二者都能成就美好的人生——出來當官固然可以驚天動地，潛心專業同樣可以千古垂名，戴逯和戴逵便是人生選擇的最佳例證。
到底考公務員還是考研究生？今天正在為此犯愁的青年朋友，這則小品是最好的「心理諮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