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恆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啖盡。」
——《世說新語·品藻》
有的人在一個寢室同窗四載，一分手後就記不起他的模樣；有的人哪怕只有一面之緣，一輩子也忘不了他的音容笑貌。個中緣由是前者既無生氣又無個性，後者則個性鮮明又生龍活虎。
就給人們留下的鮮明印象而言，不僅熟人常常不如生人，而且還可能活人不如死人。晉朝庾龢就曾毫不客氣地批評自己的兩位同輩說：廉頗、藺相如雖然是作古一千多年的死人，但他們懍然剛烈的形象好像至今還活著；曹蜍、李志現在雖然還活著，但他們了無生氣的模樣活像九泉之下的死人。要是人人都像他們這個樣子，我們可以退回到結繩而治的遠古時代，完全用不著語言文字和聰明才智，不過，大家恐怕被狐狸、野豬、貉子等各種野獸吃個精光。
讓庾龢讚不絕口的廉頗和藺相如，在戰國後期，一為趙國的名將，一為趙國的名臣。廉頗幾乎是一位常勝將軍，他率軍討伐齊國大獲全勝，長平之戰前期成功抵禦了強大的秦軍，長平之戰後粉碎了燕國的入侵，並打得燕國割讓五城求和，這一連串勝仗不僅使他成為趙國的中流砥柱，也使他與白起、王翦、李牧並稱為「戰國四大名將」。藺相如更是既足智多謀又虛懷若谷，「完璧歸趙」「負荊請罪」等成語至今仍有極強的生命力。他和廉頗在歷史舞台上的英姿至今仍讓人熱血沸騰，他們的英氣至今仍舊虎虎生風。與庾龢同時的曹蜍、李志，如今幾乎沒有人記得他們的名字，要不是庾龢鄙夷地提到他們，估計誰也沒有興趣去考查他們的身世。曹茂之字永世，小字「蜍」，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生卒年不詳，東晉穆帝司馬聃時偶爾有人提到他。他的祖父曹韶西晉末為琅邪王司馬睿鎮東將軍司馬，父親曹曼仕至尚書郎，說起來要算是「官二代」。李志字溫祖，東晉江夏鍾武（今衡陽）人。官至員外常侍、南康相，是與王羲之同時的書法家，《晉百官名》《墨池巢錄》都有與他相關的記載。「曹蜍李志之才」當時就是庸才的代名詞。
庾龢字道季，東晉外戚和名臣庾亮之子。他為文下筆琳琅，談吐更敏捷機智，一時名流顯宦對他語多讚美，連謝安也稱讚「道季誠復鈔撮清悟」（聰明敏捷），這一半可能是其門第高貴既讓人不敢不服，一半可能是其文才口才也讓人由衷佩服。當然，他對自己的才華自然十分自負，對別人的評價也很少敷衍奉承。我們來看看他如何論己論人：「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世說新語·品藻》）康伯即吏部尚書韓伯，東晉公認的清談高手；文度即王述之子王坦之，為東晉清談名士和政壇顯要。雖不能說完全目中無人，多少也有點眼空四海。沒有十足的底氣和傲氣，斷然不會對曹蜍、李志兩位同輩作出如此苛評。
現在無從得知庾龢談話的具體語境，從史料的粗略記載來看，這倆人算不上天才，但也絕非笨蛋，曹蜍、李志和我們大家一樣屬於「中人」或「常人」，單拿他們兩人說事無疑有失公平。就《世說新語》有關庾龢的幾則小品來看，他喜歡「仰望自己」而「俯視他人」，不僅背後論人十分刻薄，就是當面也不假辭色。不過有一點大概可以肯定：曹蜍、李志這兩位老兄，被禮法名教調教得沒有個性，沒有稜角，沒有膽量，沒有才情，是那種我們都很熟悉的「老好人」。
且不說庾龢對曹蜍、李志的酷評是否冤枉，單說說庾龢這則短文所隱含的論人標準。假如找不到德才兼備的賢人，你願意與四平八穩的庸人為伍，還是選擇與狡猾能幹的人精共事？庾龢顯然寧可與人精共舞，也決不會與庸人同行。周圍若全是馴良聽話的庸人，社會可以退回到結繩而治的時代，可以像老子所說的那樣「棄聖絕智」，但用不了多久大家都將被老虎豺狼吃光，庸人標誌著民族人種的退化。做大惡沒膽，積大善無才，這是庸人的典型特徵，這也是社會停滯的原因。推動歷史巨輪前進的動力，不是退讓善良，而是貪婪佔有，所以有人欣賞老虎的奔跑，卻不喜歡看肥豬的蠢動。連對弱者滿懷仁愛的偉大詩人杜甫，年輕時對俗物庸人也是滿臉不屑，他老來在《壯遊》一詩中說：「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早年的詠畫詩《畫鷹》更說：「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這兩句的意思是說，什麼時候讓兇猛迅疾的雄鷹，去搏擊那些平庸可憎的凡鳥，把它們的毛和血灑在草木叢生的曠野上。
庾龢這則小品還給我們提出教育宗旨這一大問題，我們到底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我們應該培養乖乖聽話的綿羊，還是應該造就剛烈勇猛的虎豹？如果教育是為了扼殺學生的個性，磨光學生的鋒芒，打掉學生的稜角，讓他們沒有質疑的精神，沒有挑戰的勇氣，沒有昂揚的激情，滿眼全是低眉順眼的奴才，到哪裡去找廉頗和藺相如這種卓爾不群的豪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