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世說新語·任誕》
不管是孔夫子的「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還是劉峻《廣絕交論》中「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等「五交」，都是講理性的算計而非朋友的交情。劉峻的「五交」本質上不是「交友」而只算「交易」，是用金錢或權勢來進行「情感投資」，以便當下或將來獲得更高的回報。即便是孔子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也仍然是通過與人交往讓自己獲益——或提高修養，或改正錯誤，或擴展見聞。「益三友」與「五交」的差別，只在於後者是得到世俗的利益，前者是得到精神的升華。二者表面上雖然在論「交」談「友」，實際上交友的目的全是為了自己的好處——對自己有好處的就算是「益友」，對自己有害處的就劃歸「損友」。中國人很少那種「莫逆於心」的純潔友情，大家交友不過是為了好在這個世上「混得開」，所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多個朋友多條道，多個敵人多堵牆」。劉峻「五交」的勢利一目了然，所以人們一直暗暗地這麼干，但誰也不會明目張胆地這麼說；而孔夫子交友之道隱含的世故有點轉彎抹角，兩千多年來沒有被人識破，「益三友損三友」至今還是大家的處世格言。
連交個朋友也要掂量掂量，到底是讓自己受「損」還是獲「益」，一切都要放在利益的天平上稱一稱，所有行為都必須獲得收益，久而久之，大家都習慣了「謀而後動」，很少人懂得「興之所致」。
這種「活法」不累才怪！
杜牧在《潤州》詩中說：「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詩中的「曠達」「風流」是互文，這兩種特點共屬南朝與東晉。東晉的「曠達」與「風流」，包括東晉士人倜儻瀟洒的儀錶風度，卓異出眾的智慧才華，任性而為的生活態度，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這篇小品以一個士人雪夜訪友的細節，為後世生動地勾勒了東晉士人「曠達風流」的側影——
文中王子猷即王徽之，書聖王羲之第五子，他的門第既顯赫高貴，個人才氣又卓越不群。在「世胄躡高位」的魏晉，王子猷無須鑽營也可榮登高位，不必奮鬥也能坐致富貴，《晉書》本傳說他「不綜府事」，從不以世事縈心，為人洒脫不羈，放曠任性。《世說新語·任誕》篇載：「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對頂頭上司關於府事的詢問，仍是一副傲然不屑的神態，全然不在乎個人仕途的升降沉浮，這種邁往之氣，這種簡傲之儀，看上去酷似飄然遠舉的神仙。
有一年冬天，王子猷辭官待在山陰的家裡。山陰就是今天浙江紹興，用他父親《蘭亭集序》中的話說，「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王家的大莊園就建在這兒。夜裡忽然大雪飛揚，他半夜一覺醒來，連忙開門賞雪，並命家童酌酒。只見夜空中雪花飄飄洒洒，四望一片晶瑩皎然。皎潔的大地，清亮的美酒，澄明的心境，真箇是「表裡俱澄澈」。他情不自禁地起身，一邊來回踱步，一邊吟起左思《招隱詩》：「杖策招隱士，荒途橫古今。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因眼前白雪聯想到有「白雪停陰岡」的《隱士詩》，又因《隱士詩》想到了正隱居剡溪的畫家戴安道。子猷忽地一時興起，當即乘上小船前往訪戴。剡縣位於山陰東北面，剡溪在曹娥江上游，由山陰的曹娥江溯江而上，到戴安道隱居地有百來里行程。小船抵達戴安道門前時，已是第二天凌晨。叫人大感意外的是，冒著鵝毛大雪，頂著刺骨寒風，乘一夜小舟，好不容易才到戴的門前，他竟然沒有叩門造訪，馬上又調轉船頭打道回府。有人大為不解地問他是何緣故，他只簡簡單單地回答說：「我原本是乘興而行，現在則是興盡而返，為什麼非要見戴安道呢？」
是呵，為什麼非要見戴安道呢？
「興」是這篇小品之骨：王子猷見夜雪而起「興」，因「興」而開門賞雪，因「興」而命童酌酒，因「興」而雪夜吟詩，因「興」而連夜訪戴，又因「興盡」「不前而返」。「興」是這一系列行為的動因，沒有「興」就沒有王子猷這一連串活動，當然也就沒有這篇迷人的小品。
那麼，什麼是王子猷所說的「興」呢？
「興」是因特定情景而產生的一種飄忽的思緒，一種飄逸的興緻，它來無蹤去無影，恰似「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用司空圖的話來說，「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興」近似於純感性的意識流，即王勃所謂「逸興遄飛」，或李白所謂「俱懷逸興壯思飛」。它可能忽然而起，也可能戛然而止，它全不著痕迹，因而不可事前逆料，也不可人為控制。
今天我們不管幹什麼事情，都要經過周密的成本計算，和某人親熱不是因為情趣相投，而是此人對我有用；與某人關係疏遠不是因為此人討厭，而是由於特殊原因必須保持距離。哪怕是戀愛結婚也要斤斤計較，有的婚前還要搞財產公證，以免日後離婚產生財產糾紛——準備結婚的同時，又在準備離婚。今天開公司和開商店更近於欺詐，只要能掏空你口袋中的鈔票，可以昧著良心不擇手段。如今，「興之所致」是任性的代名詞，是一種非理性的衝動，是必須克服的「幼稚病」。幼兒園的兒童也變得非常「老練」，從小就知道把目光盯著權和錢，因為這是衡量成功與失敗的唯一標準。幾年前，廣州某小學一年級一個女生「暢談理想」，她說自己最大的願望就是做貪官，因為她媽媽告訴她貪官都既有權又有錢。人們起初是只用智而不用情，後來變成只有智而沒有情，最後對所有人都冷酷無情。我們沒有任何興緻，沒有任何激情，我們心靈的泉水越來越枯竭，我們的精神越來越荒蕪，我們的人生越來越庸俗……
王子猷雪夜乘舟訪戴，事前並無任何安排，來時是「乘興而行」；到了戴的門前卻不造訪，回去是「興盡而返」。無論是來還是返，他都無所利念無何目的。無利念而愉悅，無目的而合目的，這不正是一種審美的人生嗎？「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王子猷擺脫了所有世俗的羈絆，「乘興而行」不是求官，「興盡而返」也不是逐利。他適性任情循興而動，雪夜開室「四望皎然」，「興」起便連夜乘舟前往，他使枯燥的日常生活充滿美感，他給晦暗的人生帶來詩情。在他「興盡而返」的一剎那，王子猷的人生晶瑩剔透，一塵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