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本傳稱《世說新語》為劉義慶「所著」，要了解此書的成書過程還得從此書的編著者說起——
劉義慶（403—444）為宋武帝劉裕二弟長沙景王劉道憐的次子，奉敕過繼給武帝少弟臨川烈武王劉道規為嗣，襲封臨川王，歷任尚書僕射、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等職。據說他自幼就聰穎過人，劉裕曾當面誇他「此我家豐城也」，把他譽為產於豐城的幹將、莫邪寶劍，可見劉裕對這個侄子是如何賞愛。劉裕稱帝後他任皇帝近侍。宋文帝劉義隆即位，他同樣為文帝所信任和器重，二十七歲就升任尚書左僕射，這是相當於副宰相的顯職。不過，劉義慶並沒有因此忘乎所以，他很早就體認到「世路艱難」。宋文帝為人一向猜忌殘忍，又對宗室諸王和大臣深懷戒心，登基不久就大開殺戒，接連殺害了傅亮、徐羨之、謝晦等擁立功臣。劉義慶當然愛高官厚祿，但無疑更愛自己的腦袋，恰好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史稱「義慶懼有災禍」，以此為名「乞求外鎮」。他所懼怕的「災禍」是天災更是人禍。他元嘉九年至十六年（30—37歲）出鎮荊州，元嘉十六年調任江州刺史，第二年調任南兗州刺史，直至元嘉二十一年病逝於京邑（37—42歲）。
史稱劉義慶「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所謂「宗室之表」，是指其才華學識為劉宋宗室的佼佼者。除《世說新語》外，《隋書·經籍志》和新舊《唐志》錄其編著書目有二百六十多卷。他本人既高才飽學，又喜歡「招聚文學之士」。許多有「辭章之美」的文人學士如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等，或「請為衛軍咨議參軍」，或「引為佐史國臣」。
這些有欠完整的史料引出了兩個疑案：一是《世說新語》編於何時？學術界對此至今還眾說紛紜，有的說「可能撰於元嘉十年之前」，有的說當成書於劉義慶任江州刺史任之後。這兩種說法都屬推測之詞，從二十多歲到四十一歲這段時間都有可能編成此書，一定要坐實在某年某月則未免武斷。此書約編於元嘉九年出鎮荊州之後，因為年紀太輕編此書尚嫌學養不足，身在京城他也不敢廣招天下的文學名流。
二是《世說新語》編於一人還是成於眾手？劉義慶文才既「足為宗室之表」，而興趣又「愛好文義」，無論是才學、愛好還是精力，都能獨自編撰而不必假手他人。《南史·劉義慶傳》稱「所著《世說》十卷」，並沒有說是出自幕府文士；此後的史志目錄和私家目錄中，《世說新語》的撰者都是劉義慶，到明清之際才開始出現雜音。明陸師道在何良俊《何氏語林》序中說，劉義慶當時「幕府多賢」，編《世說新語》「雖曰筆削自己，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他認為《世說》全書最後「筆削」由義慶執筆，而檢尋材料和潤色文字之功則屬幕府文人。幕府諸賢只是做一些初級工作，全書義例與「筆削」是義慶完成，這絲毫不影響該書著作權歸屬義慶。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更進一步推測該書「成於眾手」，「《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所記相同，殆亦猶《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宋書》言義慶才詞不多，而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則諸書或成於眾手，亦未可知。」後來，他在《集外集·選本》中也說，「《世說新語》並沒有說明是選的，好像劉義慶或他的門客所搜集」，其實它「是一部抄撮故書之作」。
「亦未可知」「好像」云云，魯迅先生不過提出自己的懷疑，時下學界卻有人試圖將這種「或然之詞」證成「實然判斷」，從《世說新語》沒有統一的語言風格，書中時有前後重複、稱謂不一、相互矛盾等問題，書中偶有句式和用詞見於袁淑、何長瑜、鮑照諸人作品等角度，來論述該書「成於眾手」（參見范子燁《世說新語研究》）。有的則竭力維護劉義慶的著作權，從《世說新語》具有統一的風格，袁淑、何長瑜、鮑照等人在義慶幕府或就職時間太短或與該書文風差異太大等角度，闡述該書只能「編於一人」（參見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其實，這兩種論證用心良苦卻不得要領，都不能得出各自所要證明的結論。首先，《世說新語》無論是否具有統一風格都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因為該書「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沒有統一風格十分正常；該書主要記述魏晉名士清談，這容易形成某種統一的時代風格，具有某種主導風格也合情合理。其次，極少數文句或用詞習慣相同，並不能證明該書可能出自某人之手，因為劉宋與魏晉時代相接，與東晉更地域相重，出現相同的辭彙和相近的句式不是很自然的嗎？再次，某位幕僚就職時間不長，難道不能由其他幕僚接著幹嗎？最後，以文風相差太大來排除某人不可能參與編寫，這種論證方法同樣也不靠譜，「詩賦欲麗，銘誄尚實」，文體風格既不相同，作家語言自然會因體而異。今天，許多官場顯宦和學界名流喜歡當主編，好讓自己看起來有權有名又有「學」，其實他們多半「主」而不「編」——「主」歸自己，「編」屬他人。以今揣古，我倒是比較傾向魯迅先生的猜測，但沒有找到確鑿證據之前還應「維持原判」——《世說新語》為劉義慶編撰。
再來看看該書的體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它為「志人小說」，如今這已經成了學界定論。古代史志目錄和私家目錄，也大都把它列入諸子「小說類」。不過，此「小說」非彼「小說」。《漢書·藝文志》這樣界定「小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魯迅先生的「小說」是指一種文體形式，漢志的「小說」標準是界定其材料來源和內容特點。《世說新語》「雜采群書」，一千二百多條大多「言必有據」，有的出於稗官野史，有的采自傳聞逸事，有的來於人物雜記，從劉孝標註的引文可以看到，該書每則差不多「無一字無來歷」。該書中的許多內容還被正史《晉書》採用。歷代目錄學家把它視為「諸子」，劉孝標等注家則把它當成史書，不時用大量史料證明它的「失實」。可見，《世說新語》是一部古代意義上的「小說」，並不是一部虛構的文學創作。事實上，它是一部優美的歷史筆記，與其說它是一種小說文體，還不如說它是一本小品隨筆，呂叔湘先生就曾將它選入《筆記文選讀》。
《隋書·經籍志》和新舊唐志都稱「《世說》」而無「新語」，藏於日本的唐寫本殘卷題為《世說新書》。早在劉義慶之前，漢代劉向有《世說》一書，余嘉錫先生認為《世說新書》應為該著最早的書名，以示與向著《世說》的區別，《世說新語》這個書名見於唐初。
該書以類相從分為三十六門：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上為上卷）；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捷悟、夙惠、豪爽（以上為中卷）；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棲逸、賢媛、術解、巧藝、寵禮、任誕、簡傲、排調、輕詆、假譎、黜免、儉嗇、汰侈、忿狷、讒險、尤悔、紕漏、惑溺、讎隙（以上為下卷）。三十六門是按當時價值標準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上卷和中卷的十三門都是值得讚美的節操、品格、個性；下卷從「容止」到「巧藝」也具有肯定的倫理、社會、審美價值，從「寵禮」到「黜免」則偏於中性，編者有時似褒而實貶，有時似貶而實褒，有時只是好奇而無褒貶，從「儉嗇」到「讎隙」雖多貶義，但少數地方仍難掩欣悅之情。總之，《世說新語》有是非而無說教，生動地描寫了魏晉士人的品格、智慧、才情、個性乃至怪癖，是魏晉士人精神風貌的真實寫照。
該書成書不久，宋末齊朝的敬胤就為之作注，梁代劉孝標註問世後，敬胤注就被取而代之。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堪稱「典贍精絕」，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並稱「四大古注」。劉注引書約四百多家五百多種，或糾原文之謬，或申原文之意，或補原文之缺，或溯原文之源，使得注文與原文相互映襯，二者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
現當代該書的重要注本有：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龔斌《世說新語校釋》。普及注本有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世說新語譯註》。近一二十年來大陸和台灣地區，以及相鄰的日本等地相繼出版了多部相關的研究著作和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