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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註定將成為東野圭吾寫作生涯中最重要且具有紀念意義的年。是年，根據其同名小說改編的日劇《白夜行》，不但創下了平均12.28%的收視率，還一舉奪得第48屆日劇學院獎的四個主要獎項。受其影響，不但該劇的原著小說得以大賣，而且還促成了其早期的一些乏人問津的絕版小說獲得再版。此次經歷，被視作日本推理界文學與影視之間完美合作的典範，這也為日後「偵探伽利略系列」影劇化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同樣在這一年，東野創作於2005年的長篇《嫌疑人X的獻身》，贏得「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 、「周刊文春傑作推理」、「本格推理小說」三大年度推理排行榜前所未有的三冠王，並先後拿下本格推理大獎（第6屆）和代表日本大眾文學最高榮譽的直木獎（第134屆），繼陳舜臣、桐野夏生之後贏得了推理界「獲獎三冠王」（囊括亂步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和直木獎三項大獎）的無上光榮。
稍微熟悉一點東野的讀者都知道，《偵探伽利略》、《預知夢》、《嫌疑人X的獻身》構成東野圭吾的「偵探伽利略系列」。而他本人在此之前，是從來不撰寫「系列小說」的。當然，這裡所說的「系列小說」有一個相對嚴格的評判標準，即系列中各個作品之間的最低關聯度。所謂最低關聯度，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沒有統一的形象一致的系列主角，沒有具備明顯的時空承繼色彩的背景情節。以這兩方面來觀察東野此前創作的作品，我們將會明確感受到這種非關聯性。
與《偵探伽利略》和《預知夢》相比，《嫌疑人X的獻身》有三個特別之處：一是作為該系列的首個長篇，受篇幅影響，東野在處理這部作品時有較大的區別；二是作品在內容上不再以一個玄妙絢麗、充滿神秘氣質的謎團開場，而是在初始章節就切入樸素平常的死亡事件，揚棄詭譎的殺人場景和離奇的殺人手法，復歸日常秩序的本格精神；三是小說人物設置上，湯川的戲份明顯減弱，以其「對手」身份出現的數學天才石神哲哉成了真正的主角，儘管後者在兩人的對決中遭遇重擊，卻愈加引起讀者的同情和尊重。
而該作的續作《聖女的救濟》，也基本承襲了力述三個特徵。
《嫌疑人X的獻身》贏得莫大成功之後，東野圭吾先是在文藝雜誌《ALL讀物》發表了短篇推理作《落下》（後來成為第三本「伽利略系列」短篇集《伽利略的苦惱》中的首個短篇），安排了新人女刑警內海薰的初次登場，並與湯川學首次合作，破解離奇的墜樓死亡事件。之後開始在同一份雜誌上連載《X》的續書、該系列的第二長篇《聖女的救濟》，時間長達兩年。這部幾乎不遜於前作的小說完稿之後，作者陸續發表收入《伽利略的苦惱》中的其餘四部短篇，最終於2008年10月由文藝春秋出版社同時推出兩本新書。
在改編自其作品的偶像日劇《偵探伽利略》、《偵探伽利略Φ》和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的轟動熱映影響之下，截至今年初，《聖女的救濟》銷量在日本已逾20萬冊，而《嫌疑人X的獻身》文庫本的銷量則突破150萬冊。取得如此驚人的成績，是與「系列小說」中「名偵探」這一角色所具備的獨特魅力息息相關的。
我們說，所謂「名偵探」角色的塑造，其方法是作家不以詭計設置、細節處理、氛圍營造等因素為創作的第一要務，而是力求通過一組「系列小說」來凸顯偵探角色的魅力，在偵探身上加入越來越多的「超人」元素,角色越是怪奇非凡、冷靜孤僻，越能吸引讀者眼球，作家也經由自己一手打造的「名探效應」，體現其自身的存在價值，這種「名探效應」的最大好處，就是擴大了本格推理小說的受眾範圍，因為它增加了讀者的閱讀關注點，使得一些並不喜歡本格推理、但對「萌系」元素和「八卦」對話感興趣的讀者加入其中，儘管可能作品的詭計、謎團並不嚴謹，更不經典， 但仍會贏得大眾的追捧。
所以，我們會在《聖女的救濟》中讀到「內海薰再次從包里掏出ipod， 一邊聽著福山雅治的歌，一邊喝著礦泉水」之類的橋段，或者「在粉碎了場完美犯罪的同時，他的愛也徹底被輾成了碎片，他感到如此疲憊，也是理所當然的……」之類「奇怪」的對話。這不禁令人聯想到東野在《名偵探的守則》中寫到的某個場景，是他骨子裡本就喜歡這樣的「名探」，還是只想為自嘲提供一個絕佳的範本，我們不得而知。而東野在創作態度上的改弦也並非人人叫好， 因為這正是《嫌疑人X的獻身》等作品屢遭包括二階堂黎人在內的古典推理作家、評論家們詬病的主因，在他們看來，本格推理小說根本不應有這樣的寫法。「伽利略系列」在日本文壇所引發的一場本格推理應該如何來寫的大討論，蓋緣於此。要不是笠井潔等權威人士的鼎力支持，東野圭吾恐怕無法那麼早就喜獲兩個「三冠王」稱號吧。
毋庸置疑，「偵探伽利略系列」打破了東野圭吾的創作習慣，而作為該系列第四作的《聖女的救濟》，其最主要價值便是成就了作者真正意義上的首個「系列小說」，成就了湯川學這一作者筆下的第一名探。如前所述，嚴格的「系列小說」，最大特點在於其內在的關聯度，除了擁有統一的形象一致的「名偵探」外，還必須在情節內容上具備某種明顯的時空承繼色彩，這主要表現為故亊有先後順序或者因果關係（適合製成年表，比如島田下的御手洗潔）、人物有生長點(比如塞耶斯筆下的溫西爵爺)。設若我們以上述要求來審視「伽利略」的前三部作品，則會發現在《聖女的救濟》問世之前，「伽利略」還難稱「系列」。而《聖女的救濟》一書最終使該系列實至名歸，畢竟東野在其中寫到了湯川學在石神「沉淪」之後一蹶不娠，開始拒絕草薙等人的來訪，「已經不想再和警方的案件搜查扯上任何關係了。」直到與草薙性格特異的內海薰介入其間，她對物理學的了解以及個人的脾性、談吐，使得湯川很快與之親近，並一再給予欣賞的讚譽。加上被請求協査的案件本身所體現出來的「完美犯罪」理性魅力，最終改變了湯川的態度，從摯友的事件中解脫出來。因此，《聖女的救濟》確實是部續作而非那類「關係曖昧」的姐妹篇，問吋它還保持了與前作合拍的一致性，都是以單個案件單個詭計來支撐整部作品，簡約而乂不失華彩，儘管在結尾的安排上落入了偶像劇的俗套，無法堪比《X》的那個經典場景，但還是因為設定了一場難忘的頂級對決，而終使本作在整體性上得到較高的打分。
「論理」是個日語用詞，有邏輯、規則、道理等意思。東野的作品普遍表現為一種精巧冷靜的論理性，最明顯的就是它的「理科敘事」。我們知道，敘事學在小說（尤其是推理小說）的創作中占著極其重要的位置，一位作家的水平高低，有很大程度就得看他的敘事水平如何。正所謂優秀的作家，一百部作品有一百個不同的開頭，就是在說敘事本領。敘事能力大致可以分為結構方法、敘述手法、行文功底三個方面，結構講的是框架層次，敘述講的是視點角度，行文講的是文字語言，此三點由大至小、由表及裡、由抽象到具體，幾乎涵蓋了小說藝術的全部。東野的小說在這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理科向」，此所謂「理科敘事」的本意。以這本《聖女的救濟》為例，通過以下分析，可見此種敘事類型之一斑。
關於結構方法，前章已經有所述及。東野的小說大體上是「三段式」：開頭髮生事件、謎團漸次展開，接著扮演「偵探」一角的主人公介入並予以「邏輯推測」（而且此種辦案過程多半中規中矩，依循著刑偵學的固有模式，社會派推理小說基本上都是如此），最後案件偵破、真相大白。「三段式」體現的是一種結構上的簡單明確，詮釋的是理性味十足的因果關係。這在東野的早期本格作品、中近期的「伽利略系列」及部分社會派小說中被頻繁使用，比如《畢業前殺人遊戲》、《十一字殺人》、《嫌疑犯X的獻身》、《紅色手指》、《流星之絆》等。而《聖女的救濟》的首章則通過真柴夫婦的對話挑明殺機，很快義孝被人發現毒斃家中，接著警方展開搜證和探查，最後在湯川學的幫助下解決命案，一切都是那麼的順理成章，這就是理科敘事。作為突破，方法是將結構複雜化，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作中作」，我們在閱讀《腦髓地獄》等作品時自能明晰。
再看敘述手法，主要有敘述方式和敘述視點兩方面。此處之理科向，主要還是指這兩方面的固定和單一，變數相對稀見。東野所慣常使用的就是順敘方式（以時間為經，敘述某殺人事件的前前後後）和雙視點（一般只出現兩類敘述者——辦案者和涉案者，通常是第三人稱，基本不出現「多視點交錯」或「多視點共焦」等類似於《黑暗館不死傳說》的視點形式），其集中體現便是「偵探伽利略系列」。因為敘述方式和敘述視點的改變，小的方面會給單部作品的外觀造成比較大的影響，大的方面會帶來「伽利略系列」這個整體的韻律出現「異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