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雪佛蘭小汽車以每小時七十英里的高速在艾奧瓦的大平原上疾駛。北緯四十二度的深秋，正午的太陽以四十餘度的斜角在南方的藍空滾著銅環，而金黃色的光波溢進玻璃窗來，撫我新剃過的臉。我深深地飲著飄過草香的空氣，讓北美成熟的秋注滿我多東方回憶的肺葉。是的，這是深秋，亦即北佬們所謂的「小陽春」（Indian Summer），下半年中最值得留戀的好天氣。不久寒流將從北極掠過加拿大的平原南侵，那便是戴皮帽，穿皮衣，著長筒靴子在雪中掙扎的日子了。而此刻，太陽正凝望平原上做著金色夢的玉米們；奇蹟似地，成群的燕子在晴空中呢喃地飛逐，老鷹自地平線升起，在遠空打著圈子，覬覦人家白色柵欄里的雞雛，或者，安格爾教授告訴我，草叢裡的野鼠。正是萬聖節之次日，家家廊上都裝飾著畫成人面的空南瓜皮。排著禾墩的空田盡處，伸展著一片片緩緩起伏的黃艷艷的陽光，我真想請安格爾教授把車停在路邊，讓我去那上面狂奔，亂嚷，打幾個滾，最後便卧仰在上面曬太陽，睡一個童話式的午睡。真的，十年了，我一直想在草原的大搖籃上睡覺。我一直羨慕修拉的名畫，《大碗島的星期日下》中懶洋洋地斜靠在草地上幻想的法國紳士，羨慕以抒情詩的節奏跳跳蹦蹦於其上的那個紅衣小女孩。我更羨慕鮑羅丁在音樂中展露的那種廣闊，那種柔和而奢侈的安全感。然而東方人畢竟是東方人，我自然沒有把這思想告訴安格爾教授。
東方人確實是東方人。喏，就以坐在我左邊的安格爾先生來說，他今年已經五十開外，出版過一本小說和六本詩集，做過哈佛大學的教授，且是兩個女兒的爸爸了；而他，戴著灰格白底的鴨舌小帽，穿一件套頭的毛線衣，磨得發白的藍色工作褲，和（在中國只有中學生才穿的）球鞋。比起他來，我是「紳士」得多了；眼鏡、領帶、皮大衣，筆挺的西裝褲加上光亮的黑皮鞋，使我覺得自己不像是他的學生。從反光鏡中，我不時瞥見后座的安格爾太太、莎拉和小花狗克麗絲。看上去，安格爾太太也有五十多歲了。莎拉是安格爾的小女兒，十五歲左右，面貌酷似爸爸——淡金色的發自在地垂落在頸後，細直的鼻子微微翹起，止於鼻尖，形成她頑皮的焦點。而臉上，美國小女孩常有的雀斑是不免的了。後排一律是女性，小花狗克麗絲也不例外。她大概很少看見東方人，幾度跳到前座來和我擠在一起，斜昂著頭打量我，且以冰冷的鼻尖觸我的頸背。
昨夜安格爾教授打電話給我，約我今天中午去「郊外」一游。當時我也不知道他所謂的「郊外」是指何處，自然答應了下來。而現在，我們在平而直的公路上疾駛了一個多小時，他們還沒有停車的意思。自然，老師邀你出遊，那是不好拒絕的。我在「受寵」之餘，心裡仍不免懷著鬼胎，正覺「驚」多於「寵」。他們所謂請客，往往只是吃不飽的「點心」。正如我上次在他們家中經驗過的一樣——兩片麵包，一塊牛油，一盤西紅柿湯，幾塊餅乾；那晚回到宿舍「四方城」中，已是十一點半，要去吃自助餐已經太遲，結果只飲了一杯冰牛奶，餓了一夜。
「保羅，」安格爾太太終於開口了，「我們去安娜摩莎（Anamosa）吃午飯罷。我好久沒去看瑪麗了。」
「哦，我們還是直接去石城好些。」
「石城」（Stoy）？這地名好熟！我一定在哪兒聽過，或是看過這名字。只是現在它已漏出我的記憶之網。
「哦，保羅，又不遠，順便彎一彎不行嗎？」安格爾太太堅持著。
「O please, Daddy!」莎拉在想念她的好朋友琳達。
安格爾教授O. K. 了一聲，把車轉向右方的碎石子路。他的愛女兒是有名的。他曾經為兩個女兒寫了一百首十四行詩，出版了一個單行本《美國的孩子》（）。莎拉愛馬；他以一百五十元買了一匹小白馬。莎拉要騎馬參加艾奧瓦大學「校友回校大遊行」，父親巴巴地去二十英里外的俄林（Olin）借來一輛拖車，把小白馬載在拖車上，運去遊行的廣場；因為公路上是不準騎馬的。可是父母老後，兒女，是一定分居的。老人院的門前，經常可以看見坐在靠椅上無聊地曬著太陽的老人。這景象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我曾看見一位七十五歲（一說已八十）步態蹣跚的老工匠獨住在一座頗大的空屋中，因而才了解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老人的冬夜》一詩的凄涼意境。
不過那次的遊行是很有趣味的。平時人口僅及二萬八千的艾奧瓦城，當晚竟擠滿了五萬以上的觀眾——有的自錫達拉皮茲（Cedar Rapids）趕來，有的甚至來自三百英里外的芝加哥。數英里長的遊行行列，包括競選廣告車、賽美花車、老人隊、雙人腳踏車隊、單輪腳踏車、密西西比河上的古畫舫、開闢西部時用的老火車，以及四馬拉的舊馬車，最精彩的是老爺車隊；艾奧瓦州全部一九二〇年以前的小汽車都出動了。一時街上火車尖叫，汽船鳴笛，古車蹣跚而行，給人一種時間的錯覺。百人左右的大樂隊間隔數十丈便出現一組，領先的女孩子，在四十幾度的寒夜穿著短褲，精神抖擻地舞著指揮杖，踏著步子。最動人的一隊是「蘇格蘭高地樂隊」（The Scottish Highlanders），不但陣容壯大，色彩華麗，音樂也最悠揚。一時你只見花裙和流蘇飄動，鼓號和風笛齊鳴，那嘹亮的笛聲在空中回蕩而又回蕩，使你悵然想起司各特的傳奇和彭斯的民歌。
汽車在一個小鎮的巷口停了下來，我從古代的光榮夢中醒來。向一隻小花狗吠聲的方向望去，一座小平房中走出來一對老年的夫妻，歡迎客人。等到大家在客廳坐定後，安格爾教授遂將我介紹給鮑爾先生及太太。鮑爾先生頭髮已經花白，望上去有五十七八的年紀，以皺紋裝飾成的微笑中有一影古遠的憂鬱，有別於一般面有得色、頤有餘肉的典型美國人。他聽安格爾教授說我來自台灣，眼中的淺藍色立刻增加了光輝。他說二十年前曾去過中國，在廣州住過三年多；接著他講了幾句迄今猶能追憶的廣東話，他的目光停在虛空里，顯然是陷入往事中了。在地球的反面，在異國的深秋的下午，一位碧瞳的老人竟向我娓娓而談中國，流浪者的鄉愁是很重很重了。我回想在香港的一段日子，那時母親尚健在……
莎拉早已去後面找小朋友琳達去了，安格爾教授夫婦也隨女主人去地下室取酒。主客的寒暄告一段落，一切落入冷場。我的眼睛被吸引於牆上的一幅翻印油畫：小河、小橋、近村、遠徑，圓圓的樹，一切皆呈半寐狀態，夢想在一片童話式的處女綠中；稍加思索，我認出那是美國已故名畫家伍德（Grant Wood, 1892-1942）的名作《石城》（）。在國內，我和咪也有這麼一小張翻版；兩人都說這畫太美了，而且靜得出奇，當是出於幻想。聯想到剛才車上安格爾教授所說的「石城」，我不禁因吃驚而心跳了。這時安格爾教授已回到客廳里，發現我投向壁上的困惑的眼色，朝那幅畫瞥了一眼，說：
「這風景正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在石城有一座小小的夏季別墅，好久沒有人看守，今天特別去看一看。」
我驚喜未定，鮑爾先生向我解釋，伍德原是安格爾教授的好友，生在本州的錫達拉皮茲，曾在艾奧瓦大學的藝術系授課，這幅「石城」便是伍德從安格爾教授的夏屋走廊上遠眺石城鎮所作。
匆匆吃過「零食」式的午餐，我們別了鮑爾家人，繼續開車向石城疾駛。隨著沿途樹影的加長，我們漸漸接近了目的地。終於在轉過第三個小山坡時，我們從異於伍德畫中的角度眺見了石城。河水在斜陽下反映著淡鬱郁的金色，小橋猶在，只是已經陳舊剝落，不似畫中那麼光彩。啊，磨坊猶在，叢樹猶在，但是一切都像古銅幣一般，被時間磨得黯淡多了；而圓渾的山巒頂上，只見半黃的草地和零亂的禾墩，一如黃金時代的余灰殘燼。我不禁失望了。
「啊，春天來時，一切都會變的。草的顏色比畫中的還鮮！」安格爾教授解釋說。
轉眼我們就駛行於木橋上了；過了小河，我們漸漸盤上坡去，不久，河水的淡青色便蜿蜒在俯視中了。到了山頂，安格爾教授將車停在別墅的矮木柵門前。大家向夏屋的前門走去，忽然安格爾太太叫出聲來，原來門上的鎖已經給人扭壞。進了屋去，過道上、客廳里、書房裡，到處狼藉著破杯、碎紙、分了屍的書、斷了肢的玩具、剖了腹的沙發椅墊，凌亂不堪，有如兵後劫餘。安格爾教授一聳哲學式的兩肩，對我苦笑。莎拉看見她的玩具被毀，無言地撿起來捧在手裡。安格爾太太絕望地訴苦著，拾起一件破傢具，又丟下另一件。
「這些野孩子！這些該死的野孩子！」
「哪裡來的野孩子呢？你們不能報警嗎？」
「都是附近人家的孩子，中學放了暑假，就成群結黨，來我們這裡胡鬧、作樂、跳舞、喝酒。」說著她拾起一隻斷了頸子的空酒杯，「報警嗎？每年我們都報的，有什麼用處呢？你曉得是誰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