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渝《待鶴》
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沈從文《邊城》
鶴是李渝小說里情有獨鐘的意象。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作品像《無岸之河》里，李渝就告訴我們漢代的帛畫、唐代的服飾、宋代的彩繪都曾見證這巨鳥優雅地翱翔。相傳蘇東坡游赤壁夜半放舟，正思索生命蕭條倏忽之際，一隻孤獨的鶴低低划過江面。《紅樓夢》里林黛玉、史湘雲中秋借月賦詩，觸景生情，闃寂的湖面陡然飛出一隻鶴。李渝的《金絲猿的故事》里，類似鶴的意象也出現在關鍵時刻，點出全書的寄託。
鶴高潔幽靜，玄雅孤獨，是李渝創作主體的終極化身。而中國文化想像里的鶴破空而來，飄然而去，永遠不可捉摸，也成為李渝所謂「多重渡引」史觀和美學的象喻。李渝曾寫道，多重渡引的技巧始於「布置多重機關，設下幾道渡口，拉長視的距離」。經過距離的組織，「我們有意無意地觀看過去，普通的變得不普通，寫實的變得不寫實，遙遠又奇異的氣氛又出現了」（《無岸之河》）。
相對於一以貫之的大歷史敘事，多重渡引延伸出種種幽微的生命層面；相對於文學反映人生的寫實信條，多重渡引指向審美主體介入、轉化、提升現實的能量。李渝的觀點來自對中國抒情文學藝術傳統的反思心得，也暗暗與西方現代甚至後現代主義產生對話。但潛藏在核心的應該是她自己半生的曲折經歷，還有一路相伴走來的同行者——郭松棻——的啟發吧。
鶴這回甚至出現在李渝新作《待鶴》的標題里。故事從一幅有鶴的宋代古畫開始。據傳公元一一一二年農曆正月十六，有鶴群飛舞在北宋宮殿金頂上，輕盈曼妙；書畫雙絕的徽宗皇帝目睹奇觀之餘，於是作《瑞鶴圖》。由此敘事者筆鋒一轉，寫在紐約與一位不丹公主的邂逅，緣起於公主身著織有鶴形圖案的長裙。借著公主的「渡引」，敘事者飛往不丹，為了一睹傳說中金頂寺群鶴飛翔的奇觀，也為了鑒賞最近發現的藏經窟古畫。然而這趟旅行竟然是敘事者三年來第二趟不丹之行。第一次的旅行發生了致命的意外，之後敘事者自己也墜入了生命的幽谷……
純從故事面而言，李渝糅和了古典藝術和異國情調，現代行旅和私人告白，幾乎像是要試驗多重渡引作為一種敘事技術的極限可能。這些素材彼此承接對應，又彼此抗頡糾纏，然而經過李渝娓娓道來，儼然形成一種起承轉合的順序。離題是為了回歸作準備，幻相投射出實相，輕描淡寫埋藏了至深難言的創痛。
以往李渝的小說雖然不乏自傳素材，但從來沒有像《待鶴》一樣，如此逼近她本人的生命經驗——而且是不足為外人道的經驗。小說中段，敘事者再入不丹，與當年失足落入深谷的嚮導遺孀會面，短短數年，恍若隔世。於此敘事者跳接到自己罹患憂鬱症的就診回憶。異國山巔要命的斷崖深淵陡然與都市叢林中惺惺作態、吃人不吐骨頭的心理治療形成對照；這兩段情節又各自延伸意外的轉折。出虛入實，聲東擊西，李渝是在演繹有切身之痛的往事。然而我們正要下結論時，故事又輕輕地劃向不丹神秘的藏經洞探險了。
如前所述，李渝自謂她的多重渡引的靈感來自前現代的繪畫與文學想像。有心的讀者卻可以看出她對後現代美學（曰拼貼，曰後設，曰戲擬）不動聲色地挪用和批判。但出入「前」「後」，李渝志不在翻新形式遊戲，更是在探尋一種最足以烘托她的藝術懸念的方法。而這懸念最終又必須與她個人的生命情境與歷史感悟相結合。
歷史怎麼樣在《待鶴》里留下印記？李渝告訴我們，就在徽宗揮筆《瑞鶴圖》的時候，內憂外患的鼙鼓已經動地而來。十五年後靖康之難，徽宗被擄，北宋滅亡。古國不丹僻處喜馬拉雅山麓，猶如世外桃源，卻一樣難逃爭端——游擊隊隨時伺機而動。世事擾攘，古今皆然，而每個人自身又有多少悲歡升沉，無從訴說。那在不丹山谷意外墜落的嚮導，那痛「卻」欲生的嚮導妻子，那在大學圖書館縱身一躍而死的學生，甚至那些自命不凡的革命學生，蠅營狗苟的紐約心理醫生，不都憑著一己的慾望或意念和生命的偶然和必然做角力？當敘事者李渝表白心事，頻頻回首自己的（如《夏日，一街的木棉花》）和他人的（如三島由紀夫《金閣寺》）作品時，虛構的我和真實的我相互呼應。而當郭松棻的名字被召喚出來，全作峰迴路轉——原來這是一篇遙念至愛、悼亡傷逝的作品。
李渝和郭松棻是海外中國文學界的傳奇。他們曾經參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並為此付出巨大代價。比起當代坐在搖椅里（甚或享受著學院終身俸）的人，他們是過來人。多少年後，他們投入文學創作，寫出一篇又一篇作品。這些作品表面全無火氣，但字裡行間的審美矜持是如此凌厲自苦，恰似一種理想精神的變貌。叛逆者的默契可以是心照不宣的；革命歷史已經內化成為生命風格。
郭松棻一九九七年突然中風，二〇〇五年猝世。兩次打擊都幾乎讓李渝難以為繼。《待鶴》中的部分情節帶有作者至痛的烙印。痛定思痛，李渝要探問的是，有沒有另一種歷史在銘刻往事的同時，又能超越時間和記憶的局限？她在宋代的畫作里，在喜馬拉雅山藏經窟的圖卷里，在不丹女子的裙擺上，在峭壁的佛寺金頂上，更在自己的文字創作里找可能。藝術，從巨匠傑作到民間工藝，從繪畫到建築，似乎給出了答案。而對李渝而言，鶴以其曼妙莫測的飛翔，為藝術的升華力量做出具象的、行動的演出。
李渝對歷史和藝術的看法讓我們想到沈從文「『有情』的歷史」。相對於「事功」的歷史，沈從文認為歷史真諦無他，唯「有情」而已。「有情」的結晶是藝術的創造，抽象的抒情。但抒情的代價是巨大的，每與痛苦和寂寞息息相關。一九六一年沈秘密寫下《抽象的抒情》，未能終篇，身後才得發表。文章開宗明義，指出生命的發展：
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唯轉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遠的空間，讓另外一時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
這是李渝「多重渡引」的前身了。
回到《待鶴》。敘事者行過死亡的幽谷斷層，找尋生命的印記。她曾經目睹不丹嚮導墮入深淵的恐怖，也曾見證嚮導年輕妻子劫後重生的喜悅；她曾經求助心理醫生，甚至參加了現代醫療的鬧劇。她終於選擇回到自己曾經幾乎失足的國度，而她的理由竟是一睹傳說中金頂舞鶴的奇觀。行行復行行，她來到埡口斷崖，等待奇觀——以及奇蹟——出現。
但那傳說中的鶴到底來不來呢？痴痴望著重巒疊谷，暮靄蔥蘢，山川與色相互掩映，陰晴交錯，纏綿不已。這是隱晦的一刻，也是希望的一刻。「怎麼辦……又要看不到了嗎？」敘事者不禁憂疑。朦朧之中，倒有一個熟悉的身影降臨：
「別擔心，明天會是個好天的。」
「啊，是誰，還有誰，是松棻呢。」
憂傷於是變成期盼，隱晦轉為啟示。神秘的鶴，至親的人，「明天」就來的烏托邦。跨過千山萬水，李渝在喜馬拉雅斷崖邊，在文字的無限轉折間，又一次理會了什麼是等待中的行動，什麼是「多重渡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