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行旅,小說中華 信仰與愛的辯證

——阮慶岳的小說

除了少數例外,最近幾年的台灣小說基本乏善可陳。跨世紀的喧嘩熱鬧一陣以後,並沒有為文壇帶來明顯突破。而島上局勢的躁鬱以及文化產業本身的質變,也似乎影響了創作者的信念。這個年頭看起來百無禁忌,但卻好像什麼也不值得寫了。

就在這尷尬中,我以為阮慶岳一系列作品的出現,極其值得注意。阮慶岳的本業為建築,卻在文字的構造上發現新的天地。從短篇(《曾滿足》《哭泣哭泣城》)到長篇(《重見白橋》《林秀子一家》),到詩文合集(《四色書》),他一路寫來,儘管未必都是佳作,卻足以顯示其人的敏銳才情。

阮慶岳的小說專註人間幽微曖昧的關係,神秘莫測的牽引,筆觸簡約,每每歸於一種淡淡的形上思想。他的風格讓我想起宋澤萊,或郭松棻、雷驤、舞鶴、賴香吟等人的部分小說。但他最心儀的作家應是七等生;後者兩度為他的作品作序,惺惺相惜之意,不難得見。

大體而言,阮慶岳所代表的傳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現代主義的轉向。這些作者寫生命的孤絕本質,社會倫理關係的游移,還有主體或荒謬或頹廢的存在姿態,無不是現代主義敘述的正宗法乳。不同的是,他們行文造境,往往更乞靈於台灣大眾社會的想像資源。日常禮俗、市井風情、宗教信仰,以及一股抑鬱柔韌的歷史集體潛意識,總在他們的字裡行間尋找出路。由此產生的張力,最為可觀。現代與鄉土不再只是兩相對峙的文學命題,而成為互為表裡的奇特辯證。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宋澤萊的《紅樓舊事》《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舞鶴的《拾骨》《悲傷》,賴香吟的《島》等作,都是可以參考的例子。

在他稍早的作品裡,阮慶岳喜歡描寫一系列的人生即景、偶然邂逅,並思考隱含其間的道德意義。像《曾滿足》中台灣女子曾滿足在異鄉跨越階級、輩分的忘年之愛;《紙天使》《哭泣哭泣城》里詭異的、似真似假的跨國戀情;《蝴蝶》里的自然災難和超自然的解脫;《不眠夜夜不眠》《騙子》里連環套似的慾望遊戲等,莫不如此。他的人物多半是孤獨的行旅者,北非或是南美,中國洛陽或是美國鳳凰城,台北或是關山,他們跨越地域、宗法、性別,甚至陰陽的界限,尋尋覓覓,反覆追求,卻難以釐清追求的目標。為了追尋那不該得或不可得的,他們不惜逾越禮法,因此挑起了一層罪的氛圍。愛情,尤其是非分的、異色的愛情,往往被引用作為追求的觸媒,但歸根究底,個人的救贖或墮落才是最後的意義所在。

面對這救贖或墮落,阮慶岳不能無感;他的故事似乎都指向一則又一則的道德寓言,甚至沾染宗教色彩。然而細讀之下,我們又發覺他的道德寓言缺乏終極指標,不過是一則又一則有關道德遊戲的「語言」。現代主義者那種對形式自戀也自嘲的操作,畢竟是阮慶岳此一階段的特徵。

這樣的風格在阮慶岳最近的長篇小說《重見白橋》里已有改變。儘管追尋意義的徒勞感覺仍舊揮之不去,他似乎不再計較當下的困境,另求超越可能。而他所訴諸的,是異度空間的往還,心有靈犀的接觸,以及最重要的,無窮盡的詩意幻象顯現。阮慶岳有意以詩來調理、再現人間敘事「說不清」的現象。詩不只是抒情言志的形式,也可以是一種譫語,一種感召。詩解放了人我,以及人神的界限。面對後現代的意義廢墟,詩彷彿以其喻象力量,可以召喚天啟,串通紛然散落的一切。阮慶岳對語言這樣的信念,毋寧已帶有強烈倫理關懷,與以往頗有不同。他的新作《東湖三部曲》正是基於這一基礎的告白。以下的討論集中在其中的第一部《林秀子一家》和完結篇《蒼人奔鹿》。

《林秀子一家》寫的是台北居民林秀子和她一兒兩女在感情、親情及信仰上的遭遇。林秀子的成長很不容易,結了婚丈夫又突然離她而去。她胼手胝足維持家庭,小有所成,同時也必須面對自己生命的失落。乍看起來,這是個相當通俗的故事。然而林秀子一家與眾不同,因為他們家經營的是座神壇,專拜瑤池金母。林秀子精明能幹,手腕靈活。扶乩託夢,卜卦收驚,儼然成了社區的精神導師。她的事業卻不無瑕疵,因為兒子凱旋是在丈夫走後數年才生下的——雖然她號稱自己守身如玉。但這也不打緊,她告訴周遭,這個兒子是她夜有所夢而得,是個神跡。

台灣的神壇小廟千千萬萬,早已成為民間精神資源的重要一景。這其中必然隱藏許多故事,但卻一向乏作家問津。阮慶岳寫林秀子一家,可謂眼光獨到。然而他並不以搜奇獵怪為能事。他寫林秀子經營她的神壇,一如她前此經營她的麵攤,兢兢業業,廣結善緣。這裡有一種驚人的自然主義風格,甚至及於超自然的層面。各路神鬼無非是日常生活的有機部分,社會的秩序總也不脫信仰的秩序。前現代加後現代,台灣大眾生活的複雜性因此陡然釋放出來。

林秀子供奉她的神佛,也靠它們維生。她到底是信還是不信,早就不可聞問。與此同時,她的三個兒女卻兀自對信仰做出了不同的詮釋。淑美在一次進香團的活動中,半推半就遭人強暴,卻與對方結下不解之緣。淑麗專與洋人來往,從來不怕肉身布施,但總也不能找到靈肉相契的對象。凱旋謙卑無欲,自始就像個聖人。這姐弟三人註定要經受試煉,見證林秀子神壇的法力。

阮慶岳寫他們的試煉,每有「神」來之筆。淑美愛她的男人,及於他癱瘓的妻子及死去的兒子。然而除了初次的強暴外,兩人的關係竟是靈修一般,無性可言。淑麗在一次國外冶遊後染上怪病。她在絕望中懺悔,自願捨出一條手臂永遠罹病,身體其他部分竟因此豁然而愈。凱旋則儼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里借來的人物。他雖有異稟,卻寧願以他的虔誠謙卑,而不以神跡,來超度眾生。阮慶岳默默觀察這些人物的怪誕遭遇,也借他們的遭遇,寫下一則又一則的證道故事。

但證什麼道呢?林秀子的家早已是神魔來往、共昌共榮的世界。宗教與祭祀因此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方式。在此之上,阮慶岳則暗示可能還有一些更根本,也更艱難的寄託——那就是愛,大悲憫與大感動的愛,舍我就彼的愛。我以為他的小說最終要探討的是信仰與愛間的辯證關係。有信仰的人不見得有愛的能力,但能愛人的人卻必須有堅實的信念做後盾。

或有識者要覺得阮慶岳陳義過高,與目前的文壇格格不入。但我以為他鋌而走險,正是《林秀子一家》的魅力所在。小說中的人物多半是社會中下層的畸零人。他們歷盡滄桑,求神問卜,無非企求安頓人我及鬼神的關係。民俗宗教將他們的關懷與恐懼儀式化也家常化了,而他們所能理解與履行的,根本還是倫常道理。這些人以他們有限的知識及肉身,發展一套自我驗證的靈異、因果的論述,並付諸實踐。阮慶岳在其中看出比正統宗教更豐富,也更曖昧的信仰與愛的考驗。林秀子對她的子女和情人的付出,淑美無怨無悔地追隨她的男人,淑麗的怪病,凱旋的自我犧牲,只是最明白的例子而已。

對阮慶岳而言,現代或後現代所標榜的主體性有重新思考的餘地。世路蒼莽,有多少神秘不為我們所左右。疫癘、癲狂、嗔欲、異象在在困擾、蠱惑我們,提醒我們身體——還有主體——的不由自主。我們將何以自處?這引導我們細思小說中的一段對話。淑麗怪病初愈,凱旋不明白她何以許願讓一隻手永不復原。

「我已經不再相信完全康復這件事情了。其實並沒有真正發生過任何特別的事,我還是和以前一樣,僅僅是在這段我個人苦痛的經驗過程中,我終於體會到某種以前所不明白愛的真實存在。這種愛就像一位親切的人臉上顯現出來的那種微笑,令人覺得十分熟悉卻沒人能好好看見過,因此一直無法具體地敘述出來罷了。所謂什麼是完全的康復,就和這種親切的微笑一樣,我們都一直相信它的存在,卻從來沒有好好確實見過它的真實存在,所以也其實一直在暗裡懷疑著。」

「為什麼要去懷疑它呢?你因為懼怕什麼而膽怯了嗎?為什麼不敢宣稱你將要完全康復呢?」

……

「因為那是比我們所能了解更巨大的力量……到底是要對抗或是先預防的避開來?……或是接受?我的確相信純粹的愛的存在,只是我不相信這樣的愛可以在人間存活,因為人不夠純凈,人因為自己骯髒,所以失去穿著漂亮新衣的權力。人因此只能愛他們見不到的事物,如果所愛的人露了面顯現出來,愛就會立刻消失無影蹤。」

「因為恐懼嗎?難道愛不是真實存在的嗎?」

因為不能愛、不敢愛而恐懼,因為愛而信仰。在這一刻里,阮慶岳的人物突然跳出了他們宿命的身份,有了片刻啟悟。他們高來高去的對話與其說帶著舊俄小說的風采,不如說有如乩童誑語般的泄露天機。正因此,小說中所有的怪力亂神,也不妨成為對信仰、對愛的草根演繹。

化傖俗為聖寵,化妄想為傳奇,這本是阮慶岳小說寫人間的宗教性(而不一定是宗教)的用心吧?而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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