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鶴的小說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台灣地區不論是政治權力的變動，還是文化資源的消長，無不以呼喚原鄉、尋回主體為命題。歷經四百年的浮沉，這座島嶼彷彿蓄積了太多的義憤與悲情，迫不及待要向歷史討回公道。一時之間，文學界也如斯響應。千言萬語，成為世紀末大觀。
然而跨過了千禧門檻，回顧過去十幾年台灣論述及台灣想像的轉折，我們不得不警覺它的局限。島上的激情與喧囂如今仍然方興未艾。
靜下心來讀讀舞鶴吧。眼前關心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的正是大有人在，但讀過或聽過舞鶴的又有多少？這位作家出身府城台南，過去二十六年來漂流南北。他身無長項，唯一的寄託就是寫作，但其間有十三年之久他卻隱居起來，未曾發表一字。寫或不寫，還有寫什麼，怎麼寫，於他必定是艱難的考驗。舞鶴筆下充斥被國家、政治機器斫傷的生命，沒有前途的慘綠少年，沉迷異色戀情的男女，黯然偷生的少數民族，還有憂傷的、躁鬱的尋常百姓。這些人物多半來自中下階層，他們的痴心妄想，喜怒哀樂，構成台灣社會的異樣切片。
這樣的人物及其衍生的故事，其實也曾出現於鄉土文學中。不同的是，舞鶴從頭就拒絕簡化他的立場；他既不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廣施同情，更不承認苦難就必須等同於美德。他引導我們進入一個複雜的台灣視野，在在引人思辨。我在他處（《餘生序論》）曾借舞鶴的作品《拾骨》加以發揮，稱他為「拾骨者」。舞鶴探究歷史創痕，剖析人性糾結，尋尋覓覓，儼然是在時間與空間的死角里，發掘殘骸斷片，並企圖與之對話。經由他另類的「知識考掘學」，已被忘記的與不該記得的，悲壯的與齷齪的，公開的與私密的，性感的與荒涼的，種種人事，幽然浮上檯面。這是舞鶴敘事的魅力，但也更應該是台灣桀驁的生存本質。
舞鶴是台灣原鄉人里的異鄉人。他是原鄉人，因為他念茲在茲的總是這塊土地上的形形色色。他又是異鄉人，因為他太明白最熟悉的環境，往往存在著異化或物化的最大陷阱。我使用「異鄉人」一詞，聯想到的是加繆半個多世紀前的名作《異鄉人》（又譯《局外人》）。舞鶴特立獨行，擇荒謬而固執，何嘗不是你我眼中的頭痛人物。但他顯然有意以他的生活方式及文學寫作，嘲弄、批判我們居之不疑的信念及墮性——他強迫我們與他一起「拾骨」。
舞鶴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就開始創作，而且一鳴驚人。《牡丹秋》處理一段春夢了無痕的戀情，原是通俗的題材，舞鶴寫來，卻平添了一種存在主義寓言色彩。他描述孤絕的生存環境，曇花一現的人間情義，舍此無有退路的意義追求，也透露他私淑現代主義的痕迹。另一方面，《微細的一線香》白描一個家族頹敗的必然，臆想倫理傳統的絕境，則彰顯舞鶴揮之不去的鄉愁。愛恨交加，若斷若續，由此而來的一股憂鬱頹廢風格，反而猶其餘事。現代主義與鄉土寫實主義在他的創作里並行不悖，已經在他早期作品中可以得見。
八十年代的台灣，各種運動風起雲湧。舞鶴反而隱居起來，不事生產。逆向操作，似乎一向是他的特色。十三年後，他再度出馬，一連串的小說如《逃兵二哥》《調查：敘述》《拾骨》《悲傷》，都廣受好評。之後他再接再厲，並兩度進駐少數民族社群，寫出《思索阿邦·卡露斯》及《餘生》兩作。前者見證魯凱族屢經遷徙所產生的傳統絕續危機，後者探勘泰雅族涉入的「霧社事件」，及其歷史、記憶的紛亂線索。就事論事，誠懇實在，讀來反更令人觸目驚心。
舞鶴也寫了其他小說，如《十七歲之海》《鬼兒與阿妖》等。觸角及於情色生活揭秘，還有它的倫理辯證。舞鶴有意根據他的「田野調查」，重劃慾望烏托邦（或無托邦）的界限。他未必有驚世駭俗的意圖，卻畢竟因為立論的特異，達到驚世駭俗的結果。如此看來，舞鶴是偏執的，也是世故的；是天真的，也是憂傷的。
初讀舞鶴的讀者，最好的起始點正是小說集《悲傷》。這本小說集包括了前述舞鶴早期的兩篇作品，以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悲傷》《拾骨》《逃兵二哥》《調查：敘述》等。顧名思義，這不是本快樂的書。然而舞鶴既然從不按牌理出牌，他的部分作品即使在描寫生命最慘淡的時刻，也能讓我們睜大眼睛，有了紛然駭笑的衝動。《拾骨》中的敘事者多年為精神官能症所苦，萎靡不振；忽一日亡母託夢，他於是發動家人為逝者撿骨。由此舞鶴寫出台灣殯喪事業的光怪陸離，令人哭笑不得。故事的高潮是敘事者悼念亡母之際，突然有了性衝動，因而脫隊尋歡去也。愛欲與死亡雙效合一，這位敘事者終於在一個妓女的大腿間，完成了他孝子悼念亡靈的儀式。
我仍然記得初讀此作的震撼。舞鶴不只對台灣俚俗眾生有深刻的觀察，也更勇於指出生命太多不可思議的矛盾及荒唐。我們怎樣面對悲傷，如何在記憶的殘骸中拾骨，總是舞鶴的關懷所在。但相對一般涕淚飄零的公式，他的立場是：至慟無言，可也無所不能言吧。像《拾骨》這樣的小說，其實提供我們一個詮釋、治療創傷的詭異出口。
其他的作品中，《悲傷》寫精神病患者的異想世界，如此狂野不羈，卻又如此委屈、招人誤解。《逃兵二哥》寫國家機器——軍隊——如影隨形的控制，使任何逃兵都無所遁逃。《調查：敘述》寫「二二八」事件為受難者家屬所帶來的無盡壓力。「調查」與「敘述」不只是情報和治安單位的監視民心的方式，也是事件倖存者向自己餘生做交代的必然宿命。每一篇作品都處理了台灣歷史或政治的不義層面，但每一篇作品都有令人意外的曲折，於是《悲傷》有了死亡嘉年華式的歡樂，《逃兵二哥》發展出卡夫卡式的「家常化」恐怖感，而《調查：敘述》中的調查者與報告者竟一起發明過去，遙擬悲愴，合作無間。
舞鶴曾經寫道：每一篇小說好像是一段時間的小小紀念碑。《牡丹秋》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大學時期的紀念碑。《微細的一線香》是府城台南的變遷之於年少生命成長的紀念碑。《逃兵二哥》是當兵兩年的紀念碑。《調查：敘述》是「二二八」事件之於個人的紀念碑。《拾骨》是喪母十九年後立的紀念碑。《悲傷》是自閉淡水十年的紀念碑。
寫作是為過去立下紀念碑的方法，但誠如舞鶴在《餘生》中一再強調的，他的碑失去了史詩的、英雄的意義，充其量是「餘生」紀念碑。舞鶴的寫作實驗性強烈，未必篇篇都能成功。我卻仍然要說，他面對台灣及他自己所顯現的誠實與謙卑，他處理題材與形式的兼容並蓄、百無禁忌，最令人動容。論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