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的台灣地區文壇上，馬來西亞華裔作家及學者的成就可謂獨樹一幟。李永平、商晚筠等的小說創作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已經受到重視。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等以「神州詩社」為基地，賦詩之外並能論劍。而李有成、張錦忠、林建國等在文學評論上的努力，則已自成脈絡。一九九五年時報短篇小說獎及一九九六年《幼獅文藝》的成長小說獎，皆由年輕的黃錦樹囊獲。馬華人才，果然是精英輩出。
馬來西亞地處南洋，百年以來是唐山移民重要的落腳點。除了墾殖營生外，華裔居民竟能延續一脈文風，至今不輟，而有才情的馬華青年渡海來台，創作問學，更成為台灣現代文化一景。從大中國的觀點來看，這些作者不遠千里而來，尋根探源，十足表現華裔心向祖國的深情。所謂的華僑文學，多少點出中國文學史在定位時的自矜心態。
但隨著歷史、政治情境的轉變，馬華文學的範疇與定義必須重新思考。落籍大馬的華僑早成彼邦子民。他們的創作儘管使用華文，卻不必附會為中土文化的海外翻版。以華文書寫無非凸顯了（馬來西亞）不同族群經驗的特色；而在當地多元的語境中，這一華裔族群經驗也應可用巫文甚或英文表達。至於旅居或定居在台灣的馬華作家，問題則更為有趣。既選擇來台，他們對台灣在中國文化及政治上的象徵意義，自然有所認同。
而對照方興未艾的本土意識及後殖民論述，年輕一輩在台馬華作者、評者（如張錦忠、張貴興、黃錦樹）的立場，才更值得重視。他們珍惜中華文化傳承的關係，卻絕不輕言放棄馬華經驗的獨特性。從南洋到寶島，從華僑到台胞，他們對近年學界的流徙論及行旅說，想必有更深刻的感受。他們在台灣用華文創作，與其說豐富了當代中國文學的面貌，更不如說拆解了大中國文學的迷思。他們作品透露蕉風椰雨的異國情調，固然不在話下。最大的弔詭是，他們熟練地使用、實驗華文，挪為己用，從而見證了語言與血緣、文體與國體間若即若離的張力。對一心一意要創作閩南語文學的作家，這些馬華作者遊離的書寫策略，或許提供又一種省思角度。
潘雨桐
過去曾在台灣出版專書而受到注意的馬華小說家，至少有潘雨桐、李永平、商晚筠、張貴興及黃錦樹等。潘雨桐輩分稍早，在台有《因風飛過薔薇》《昨夜星辰》等作問世。他以寫實技法，白描馬華人物的種種面貌，顯現深切人道關懷。但彼時他受到注意的原因，毋寧更得自文字的精雕細琢。但看他的書名及《煙鎖重樓》《何日君再來》等篇名，即可思過半矣。潘的文字訓練，當然顯示他對傳統中國文學的愛好，發為文章，更形成一種鄉愁甚或閨怨的姿態。但在他塑造的精緻氛圍與他要處理的地方素材間，往往有難以化解的矛盾。這樣的矛盾其實可以是他大加發揮的地方。但潘似乎缺乏此一自覺，而常使作品流於說教式的耽溺。
李永平
李永平早期以《拉子婦》一鳴驚人，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更以《吉陵春秋》一書成為文壇重要聲音。在《拉子婦》中，他經營東馬潮濕鬱結的熱帶環境，混雜也混血的人際關係，很能符合讀者對南洋寫作的想像——雖然李永平的筆下功夫絕不僅止於此。《吉陵春秋》則顯現極不同的視景。李以一遙遠小鎮中一場強姦命案為背景，鋪陳了十二篇既獨立又相屬的故事。貞淫、生死、正邪等主題輾轉生克，配合凄迷的鄉土色彩、神秘的宗教氣氛，引來余光中「十二瓣觀音蓮」的讚美。而小說最大的貢獻，在於創造了個宜古宜今、既中國又南洋的吉陵鎮。李將一腔鄉愁想像，傾注於斯，而文字是遙通文化中國的重要靈媒。
一九九二年李永平推出五十萬字的《海東青》上卷，引來一陣嘩然。此書必須視為他美學觀照的一部分。復興中國必先以復興中國文字為先導；李對華文語彙修辭的愛戀摩挲，真是前所僅見。這樣的做法必然招來文勝於質的譏評。但李致力建築精緻的語言城堡，修整漢家遺文佚字，務求以形式反證內容。患有「字障」的當代讀者頻呼消受不起，其實已隱含一場國族、歷史意識消長的鬥爭。小說要寫的中年男子戀童情結，猶其餘事，從《拉子婦》到《海東青》，李永平的中國併發症一發不可收拾。南洋於他反似成了遙遠的記憶。
商晚筠
女作家商晚筠七十年代負笈台灣，以《痴女阿蓮》等作嶄露頭角。商早期作品多以故鄉北馬吉打州華玲鎮為地標，敘述那裡的風土人物，中規中矩。三十年代中國寫實作品對她的影響，顯然有跡可循，比起當代台灣地區作家的抗議或實驗精神，則未免保守。商晚筠學成後返回馬來西亞，一九八八年在台又推出了《七色花水》，應是重要創作轉捩點。所收九篇故事皆以女性情誼或齟齬為重心，婚姻的挫折、事業的起伏、情慾的憧憬，一一來到我們眼前，識者或要說，這樣的題材何處女作家不得以為之？但能想像或經歷斗蛇獵虎、叢林冒險的作家畢竟不多。除了渲染地緣色彩外，商致力探觸女性間複雜曲折的心事、抑鬱惆悵，頗有動人時刻。女性主義論者總是炒作檯面上的幾位作家。其實像商晚筠這樣的書寫位置及方式，才更值得一作文章。可惜商盛年猝逝，誠是馬華文學的損失。
張貴興
另一位作家張貴興來自沙撈越州。八十年代初期已以《伏虎》引起注意，但直到《柯珊的兒女》獲得一九八八年時報小說獎，才算揚眉吐氣。張貴興的小說貴在嘲弄。他以冷眼看世情，不管是豪門醜聞《柯珊的兒女》，或是棋盤風雲《圍城の進出》，都能以諷刺戲謔的筆觸來經營。在《柯珊的兒女》中，他拆解倫理及感情的價值，甚至暴露所謂人性至善面的黑洞，卻能不流於犬儒。《圍城の進出》以遊戲喻歷史，文辭張致華麗，小題大做，尤見匠心。《彎刀·蘭花·左輪槍》是張早期以馬華僑生困境為題的作品，寫一場荒唐的劫車擄人事件，依然不脫淚中有笑的特色。
張貴興的興趣廣泛，最近數年的作品包括青少年成長小說《賽蓮之歌》，藝術、醫術與色慾試煉的寓言故事《薛理陽大夫》，以及華僑移民大馬的童話式（？）歷史《頑皮家族》等。這些創作以《賽蓮之歌》最為可觀。賽蓮者，希臘神話女妖（又譯塞壬）也。張貴興自述懵懂年少時的初戀經驗，悸動不安卻又夾雜笑謔，很能討好。幾段情慾描寫充分利用文字意象繪景形聲的魅力，比起目前一味賣弄器官名稱的情慾作者，有看頭得多。《薛理陽大夫》講的是人與魔鬼打交道的故事，以古諷今，多所創意，唯病在教訓過於淺白。而《頑皮家族》雖擺明要以嬉笑怒罵方式寫華族血淚，卻未能在兩者間找到調適的風格，讀來但覺突兀。
黃錦樹
更年輕一輩的馬華小說家以黃錦樹最為看好。他早期創作多已收入《夢與豬與黎明》一書中，而評論馬華文學史的文字也已結集出版，堪稱理論與實踐雙管齊下。看黃的「少作」，也許仍見生澀痕迹；但他對中華及馬華現代寫作傳統的自覺，以及糅合歷史與想像的實驗，一再顯出他是個有心人。像《死在南方》重為郁達夫之死作翻案文章，後設技巧玩得不亦樂乎，卻同時又投射找尋（或否定）馬華文學宗師的焦慮。《傷逝》替魯迅同名小說節外生枝，亦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落雨的小鎮》影射東年、龍瑛宗等人的題意，似乎向台灣文學傳統致意；而《少女病》又有川端康成及田山花袋的影子。後設小說高來高去，我們看得多了。像黃錦樹這樣有強烈的「影響的焦慮」及歡喜的作品，還是少見。「五四」的小說傳統，台灣早有斷層，而黃卻能出入其中並及於其他，不免使人有禮失求諸「野」的感慨。
截至目前，黃錦樹最佳表現當屬一九九五年獲獎的《魚骸》。小說探討異鄉情懷和本土執念間的種種落差。馬來西亞、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地區，哪裡是異鄉？哪裡是本土？一壟魚骸、一副龜甲，幽幽冤鬼，魂兮歸來，藉著回憶的儀式，黃錦樹希望為馬華文化、歷史想像重啟頭緒。作為第三代的馬來西亞華裔子弟，他未來的創作動向，令我們無限期許。
馬華文學過去半個世紀的興起與發展，是任何治現代中文文學史不可忽視的題目。居住台灣的馬華作家在身份認同、國族想像及修辭策略上的取捨，也應該是台灣文學的重要一環。以近況來看，張貴興的《群象》《猴杯》均極精彩。而黃錦樹的評論功力，已儼然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