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說的世紀因緣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香港現代文學的濫觴可以溯至一九〇七年。這一年有兩份文藝期刊《小說世界》《新小說叢》分別出版，前者已經緲不可尋，後者就現存的內容來看，多以翻譯取勝，而編輯的風格與晚清小說雜誌頗為相似。一九二一年《雙聲》雜誌創刊，主編之一黃天石發表《碎蕊》，寫才子佳人好事多磨，一片愁雲慘霧，儼然與民國鴛鴦蝴蝶派的《玉梨魂》《碎琴樓》等互通聲氣。與此同時，「五四」風潮已經吹向香港，再過幾年，新文學終將在這裡開出一片意外的天地。
香港文學之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意外收穫，原因無他：位在南方之南，這塊土地曾是殖民勢力所在，政治的擺盪，文化的雜糅，難以形成穩定的文學生產場域，更何況從經濟資本到文化資本的快速消費轉換。然而在新世紀回顧香港一百年來的文學，不由我們不驚嘆有心人畢竟憑著他們的心血，打造出一則又一則文字的傳奇。
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近便的視角，反思香港百年文學的特色。這部選集搜集了二十世紀在香港寫出的短篇小說六十七篇，從前述黃天石的哀情小說《碎蕊》到潘國靈充滿世紀末憊懶情調《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在使人眼界一開。短篇小說雖然只是文類的一種，但以其篇幅精簡、形式多元，很可以烘托這座城市的「敘事」悸動多變的風格。劉以鬯先生是香港現代派文學創作的領銜人物，由局內人擔任編選工作，尤其平添一層作者與作者對話的趣味。
合而觀之，我以為「小說香港」的意義，在於對一座城市的物理、病理與倫理面向，做出寓言式的觀察和解讀。我所謂的「物理」是相對「天理」而來，指的是作為生命或無生命形式存在的客體世界，日常生活實踐，歷史可見或不可見的演化，以及因此形成的「事物的秩序」（福柯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儘管充滿反傳統的喧囂，主流作品對「天理」的召喚其實未嘗或已。這「天理」由早期的革命、啟蒙，一路演變成主義、國家，不論吶喊彷徨還是感時憂國，無不強調內爍信仰的湧現，以及真理真相的無盡詮釋探索。相形之下，出現在香港的小說毋寧才是更「微物」的：是生活物質細節的記錄；是方言官話外語的網路；是慾望形成或敗壞的見證；是個人與政教機器間永無休止的齟齬和妥協；是無中生有，開物成務的創造力量。
試看左翼文學大師茅盾在香港時期寫下的《一個理想碰了壁》。兩個有志青年立意改造一個下層社會女子，但事與願違，這名女子選擇隨波逐流，讓改造她的理想家碰了壁。擺在正宗「五四」傳統里，這篇作品的道德教訓再清楚不過，但唯其故事發生在戰時的香港，反而使茅盾的立場發生矛盾。在亂世里安身立命不容易，沒有了穿衣吃飯，哪裡來的理想？香港常被譏物慾橫流，但要在這樣的環境里琢磨出一套「物理」的學問，艱險處恐怕更甚於「天理」的追求。在長洲玩命的船夫（《颱風季》），在慧泉茶室打工的老嫗（《慧泉茶室》），在銀行上下其手的出納（《一萬元》），在廟街討生活的算命師（《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高升路上找出路的女傭（《來高升路的一個女人》），在跑馬場消耗慾望的大亨與情婦（《胡馬依北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些故事每以自然主義的姿態，白描香港各個層面人物的生存形式，如果說作者行文少了一分血淚溫情，卻突出了面對生命粗糲本質的坦然。
我們當然可以談論橫亘在小說下的歷史因素：或是殖民政治的曖昧，或是戰爭和遷徙的創傷，或是貧富有無的差距，或是笑貧不笑娼的性別經濟。但香港經驗毋寧使作家更明白，他們寫的不是大說，而是小說。擺脫了微言大義的論述，他們分解、記錄人與人、人與物的基本關係，以至於對生命情境的細微差距有了心得。香港小說的現實主義因此需要仔細的觀察。租借的時空，轉手的歷史，現實的無明狀態讓作家感同身受；現實可以細微瑣碎到完全沒有意義，但這種對生活底色的專註使他們發展出不同的視界。鍾玲玲的《細節》，顧名思義，正是為香港的唯物和微物學做批註。小說在職場最平淡的人際關係上做文章，抽絲剝繭，看出人性最幽微的辛酸。另一方面黃勁輝反其道而行，告訴我們貌似繁複多姿的香港生活其實千篇一律，不過是重複的重複（《重複的城市》）。物的律動：時運不濟的男人猶如拋錨的汽車（《拋錨》）；女人的價值不如一匹種馬（《胡馬依北風》）；一對中產階級夫婦在要買房子還是要生孩子之間遭遇經濟學難題（《買樓記》）；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嬰兒享受租來的母愛（《出賣母愛的人》）；時間到了，所有的人塵歸塵，土歸土（《在碑石和名字之間》）。
在這樣的「物理」世界裡，香港文人早早理解文字未必是通透現實的力量，而是一種晦澀多變的符號，有待持續拆解創造，也就可以思過半矣。劉以鬯和昆南早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就形成獨樹一幟的香港現代主義，他們的作品像《酒徒》《地之門》今天讀來仍然歷久彌新。但他們不是高蹈的形式主義者，正如劉以鬯《副刊編輯的白日夢》的夫子自道，在一個特殊的文化生產的限制下，窮則變，變則通，居然造就了新的文字奇觀。而昆南的《主角之再造》有言，「我便成無血無肉。我比計算機更為機械。七天之內上帝創造天地。一個早上到另一個早上，我再造了自己」。劉以鬯和昆南後繼有人，董啟章在九十年代崛起，《在碑石和名字之間》從墳場墓碑所銘刻的死者姓名、生卒時間和奉祀者的譜系，思考命、名和銘之間的浮動關係，死生的意義，只是初顯身手。他的新書《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赫然就是對香港城市「物理」——從戀物到造物，從物化到物種——的龐大見證。
香港小說有傳奇都會背景，從來不乏光怪陸離的創作材料。浮世的悲歡，洋場的升沉，希望與絕望，誘惑和創傷，形成一則又一則的都市告白。早期的文人描述下層社會「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像是李育中的《祝福》，充滿人道主義的情懷；日後的《來高升路的一個女人》《拋錨》《人棋》等則對不同時期的香港移民或居民做出同情觀照。不論是對逃難者或淘金者，香港並不友善，而就算定居於此的市民，也必須時時警覺。誠如阮朗的《染》所暗示，這座城市是個染缸，廁身其中，人人都得自求多福。李輝英的《爛賭二》更毫不留情地寫出一個賭鬼和煙鬼的絕望沉淪。偶爾發生的艷遇（《一件命案》），天外飛來的橫財（《險過剃頭》）總已包藏兇險。即使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活動——像是無數高樓大廈里的電梯起降——也能成為出其不意的陷阱，讓人進退兩難（《吾老吾幼》）。
然而小說不必只被動地針砭社會病態，更不必提出濟世藥方。小說香港存在的本身就不妨視為一種「癥候」，一種城市病理的隱喻。透過文字所架構的城市，或是陰森怪異，或是艷異迷離，才更召喚出香港的魅惑力量。世紀初期的香港小說，像是黃天石的《碎蕊》和謝晨光的《加藤洋食店》，已經各自演繹強大的欲力衝擊和挫折。《碎蕊》里陰鬱絕望的愛情充滿歇斯底里的、自虐也自憐的姿態，而《加藤洋食店》則是個雙重異國情調故事。在日本洋食店裡，愛欲和懺悔，偷窺和自戀交叉在男女之間，在在流露一股躁動不安、無所寄託的情緒。未收入選集中的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更寫盡了香港的浮世男女如何追逐愛情遊戲，甚至解構了戰爭和歷史。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香港作家在地主體性的認同感與日俱增，反而更激發出他們對香港愛恨交織的反應。前述劉以鬯和昆南各以實驗筆法，割裂、穿刺生活肌理，所形成的錯綜複雜的城市大觀，似真似幻。他們為一座城市打造了他的身世和病歷。自此以後，文學心理、社會分析的種種名堂，從憂鬱症到妄想狂，從都會奇觀到海市蜃樓，從毛骨悚然的怪魅到似曾相識的詭譎，用在香港敘事上儼然都順理成章。香港的文學形象是「不健康」的。尤其九十年代回歸之前的系列小說，從《狂城》（心猿）到《失城》（黃碧雲）。弔詭的是，就像卡夫卡的布拉格，喬伊斯的都柏林，甚至巴爾扎克的巴黎，作家越是對香港發生病理學般的興趣，就越凸顯了有關香港的神話，或鬼話。
香港到底是一種活色生香的誘惑，還是陰魂不散的蠱惑？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從殯儀館化妝師的自白寫一個香港女子的成長和戀愛經驗。夾纏在好生與愛死、戀屍與自閉的情結間，這位女子為香港的愛與死做了最聳人的表白。施叔青的《驅魔》描繪香港的慘綠男女飄蕩一如鬼魅，浮世繁華到頭像是一場空虛如無物的葬儀。身體的變形和疾病成為香港的隱喻。黃碧雲寫乖戾的人生際遇已成一絕，他的《嘔吐》遙擬薩特同名小說，個中的荒涼和怪異有過之而無不及。
更有作家賦予香港擬人化的性格或身體，因而將城市怪誕美學推向極致。韓麗珠筆下香港的高樓大廈像是五官猙獰的怪獸，綿延其中的輸水管線猶如盤根錯節的豬腸（《輸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