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先生與《巨流河》
齊邦媛教授是台灣文學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輩，弟子門生多恭稱為「齊先生」。邦媛先生的自傳《巨流河》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為台灣地區文壇一樁盛事。在這本二十五萬字的傳記里，齊先生回顧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從東北流亡到關內、西南，又到台灣。她個人的成長和家國的動蕩如影隨形，而她六十多年在台灣的經驗則見證了一代人如何從漂流到落地生根的歷程。
類似《巨流河》的回憶錄近年並不少見，比齊先生的經歷更傳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這本書如此受到矚目？我以為《巨流河》之所以可讀，是因為齊先生不僅寫下一本自傳而已。透過個人遭遇，她更觸及了現代中國種種不得已的轉折：東北與台灣——齊先生的兩個故鄉——劇烈的嬗變；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和他們無時或已的憂患意識；還有女性獻身學術的挫折和勇氣。更重要的，作為一位文學播種者，齊先生不斷叩問：在如此充滿缺憾的歷史裡，為什麼文學才是必要的堅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學作品？不少讀者深為書中的篇章所動容。齊先生筆下的人和事當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敘述風格可能也是關鍵所在。《巨流河》涵蓋的那個時代，實在說來，真是「歡樂苦短，憂愁實多」，齊先生也不諱言她是在哭泣中長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後，她竟是以最內斂的方式處理那些原該催淚的材料。這裡所蘊藏的深情和所顯現的節制，不是過來人不能如此。《巨流河》從東北的巨流河寫起，以台灣的啞口海結束，從波瀾壯闊到波瀾不驚，我們的前輩是以她大半生的歷練體現了她的文學情懷。
東北與台灣
《巨流河》是一本惆悵的書。惆悵，與其說齊先生個人的感懷，更不如說她和她那個世代總體情緒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齊先生其實可以說是幸運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寫出一代人的追求與遺憾，希望與悵惘。齊先生出生於遼寧鐵嶺，六歲離開家鄉，以後十七年輾轉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極偶然的機會下，齊先生到台灣擔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過六十年。從東北到台灣，從六年到六十年，這兩個地方一個是她魂牽夢縈的原籍，一個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鄉。而這兩個地方所產生的微妙互動和所蘊藉的巨大歷史憂傷，我以為是《巨流河》全書力量的來源。
東北與台灣距離遙遠，幅員地理大不相同，卻在近現代中國史上經歷類似命運，甚至形成互為倒影的關係。東北原為清朝龍興之地，地廣人稀，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開放漢人屯墾定居。台灣也遲至十九世紀才有大宗閩南人入住。這兩個地方在二十世紀之交都成為東西帝國主義勢力覬覦的目標。一八九五年甲午戰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與遼東半島同時被割讓給日本。之後遼東半島的歸屬引起帝俄、法國和德國的干涉，幾經轉圜，方才由中國以「贖遼費」換回。列強勢力一旦介入，兩地從此多事。以後五十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而東北歷經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終於由日本一手導演建立偽滿洲國。
不論在文化或政治上，東北和台灣都有些草莽桀驁的氣息。《巨流河》對東北和台灣的歷史著墨不多，但讀者如果不能領會作者對這兩個地方的複雜情感，就難以理解字裡行間的心聲。而書中串聯東北和台灣歷史、政治的重要線索，是邦媛先生的父親齊世英先生。齊世英是民初東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張作霖的提拔，曾經先後赴日本、德國留學。在東北當時閉塞的情況下，這是何等的資歷。然而青年齊世英另有抱負。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國回到瀋陽，結識張作霖的部將、新軍領袖郭松齡。郭憤於日俄侵犯東北而軍閥猶自內戰不已，策動倒戈反張，齊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齡沒有天時地利人和，未幾兵敗巨流河，並以身殉。齊世英從此流亡。
「渡不過的巨流河」成為《巨流河》回顧憂患重重的東北和中國歷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齡渡過巨流河，倒張成功，是否東北就能夠及早現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變的發生？但歷史不是假設，更無從改寫，齊世英的挑戰才剛剛開始。他進入關內，加入國民黨，負責東北黨務，與此同時又創立中山中學，收容東北流亡學生。抗戰結束，齊世英奉命整合東北人事，重建家鄉，卻發現國民黨的接收大員貪腐無能。東北是首先被解放的地區，國民黨從這裡一敗塗地，齊世英再度流亡。
齊世英晚年有口述歷史問世，說明他與國民黨的半生齟齬，但是語多含蓄，而他的回憶基本止於一九四九年（林忠勝、林泉、沈雲龍，《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巨流河》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是出於一個女兒對父親的追憶，視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議。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敘述了齊世英來到台灣以後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齊世英因為反對增加電費以籌措軍餉的政策觸怒蔣介石，竟被開除國民黨黨籍；一九六〇年更因籌組新黨，幾乎系獄。齊為台灣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後半生的代價，但骨子裡他的反蔣也出於東北人的憾恨。不論是東北，還是台灣，以前不過都是蔣政權的棋子罷了。
渡不過的巨流河——多少壯懷激烈都已付諸流水。晚年的齊世英在充滿孤憤的日子裡鬱郁以終。但正如唐君毅先生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論中國人文精神所謂，從「驚天動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這位東北「漢子」與台灣的因緣是要由他的女兒來承續。
齊邦媛應是一九四五年後最早來台的知識分子之一。彼時的台灣仍受日本戰敗影響，「二二八」事件剛過去不久，充滿各種不確定的因素。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位年輕的東北女子在台灣開始了人生的另一頁。
齊先生對台灣一往情深。她是最早重視台灣文學的學者，也是台灣文學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但不論政治風雲如何變幻，他們的友情始終不渝。齊先生這樣的包容彷彿來自一種奇妙的、同仇敵愾的義氣：她「懂得」一輩台灣人的心中，何嘗不也有一條過不去的巨流河？現代中國史上，台灣錯過了太多。
巨流河那場戰役早就灰飛煙滅，照片里當年那目光熠熠的熱血青年曆盡顛仆，已經安息。而他那六歲背井離鄉的女兒因緣際會，成為白先勇口中台灣守護「文學的天使」。驀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嘆擁抱台灣之餘，「她又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而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巨流河》因此是本遲來的書。它是一場女兒與父親跨越生命巨流的對話，也是邦媛先生為不能回歸的東北、不再離開的台灣所做的告白。
四種「潔凈」典型
《巨流河》見證了大半個世紀的中國史和中國台灣地方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齊邦媛先生卻選擇了不同的回憶形式。她的敘述平白和緩，即使處理至痛時刻，也顯示極大的謙抑和低回。不少讀者指出這是此書的魅力所在，但我們更不妨思考這樣的風格之下，蘊含了怎樣一種看待歷史的方法？又是什麼樣人和事促成了這樣的風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眾多人物里，我以為有四位最足以決定邦媛先生的態度：齊世英、張大飛、朱光潛、錢穆。如上所述，齊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書的「潛文本」。政治上齊不折不扣地是個檯面上的人物，來台之後卻因為見罪當局，過早結束事業。齊邦媛眼中的父親一身傲骨，從來不能躋身權力核心。但她認為父親的特色不在於他的擇善固執；更重要的，他是個「溫和潔凈」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殺後的齊世英在武漢與家人重逢，他「那一條潔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黃的塵土……被眼淚濕得透透的。他說：『我們真是國破家亡了。』」重慶大轟炸後一夜大雨滂沱，「媽媽又在生病……全家擠在還有一半屋頂的屋內……他坐在床頭，一手撐著一把大雨傘遮著他和媽媽的頭，就這樣等著天亮」……晚年的齊世英鬱鬱寡歡，每提東北淪陷始末，即淚流不能自已。這是失落愧疚的眼淚，也是潔身自愛的眼淚。
齊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齊邦媛卻謂從父親學到「溫和」與「潔凈」，很是耐人尋味。亂世出英雄，但成敗之外，又有幾人終其一生能保有「溫和」與「潔凈」？這是《巨流河》反思歷史與生命的基調。
懷抱著這樣的標準，齊邦媛寫下她和張大飛的因緣。張大飛是東北子弟，父親在偽滿洲國成立時任瀋陽縣「警察局長」，因為協助抗日，被日本人公開澆油漆燒死。張大飛逃入關內，進入中山中學而與齊家相識；「七七」事變他加入空軍，勝利前夕在河南一場空戰中殉國。張大飛的故事悲慘壯烈，他對少年齊邦媛的呵護成為兩人最深刻的默契，當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為生者留下永遠的遺憾。
齊邦媛筆下的張大飛英姿颯颯，親愛精誠，應該是《巨流河》里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他雨中佇立在齊邦媛校園裡的身影，他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訣別信，無不充滿青春加死亡的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