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國藩教授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病逝芝加哥，消息傳來，不免黯然。這一年半來，已有兩位漢學大師，夏志清先生、韓南先生，相繼辭世。余國藩先生的離去，更讓我們驚覺一個世代的典範似乎逐漸消失中。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仍在威斯康星大學求學，中國文學部分的指導教授劉紹銘先生是廣東人，與余先生誼屬同鄉，對先生的學問文章幾乎以傳奇視之。那時候他的《西遊記》英譯本正陸續出版中，博得學界一致好評。能將這本長達六十幾萬字的宗教神魔小說逐字翻成英文，已經不是易事，更何況細膩的宗教、神話考證，以及優美典雅而又時帶詼諧的風格。
我與余先生結緣在九十年代。我任教哥倫比亞大學時，曾經有緣邀請先生演講，講題已經不復記得，只記得他儒雅的風采。同在哥大的前輩夏志清先生有魏晉名士的性格，一向自豪自己的學問，對同行每有批評，唯獨余先生的中英學問造詣，讓他佩服得五體投地。更令人莞爾的是，夏先生行事發言每每插科打諢，但在輩分其實較低的余先生面前，卻一本正經起來。記得那天演講之後，夏先生幾近誇張地讚美先生的家世、求學經過、學術成就，以及優雅的風采、西裝領結……自嘆弗如。
的確，余先生出身抗日名將世家，得天獨厚，得到最佳中西教育。他十八歲赴美，二十五歲進入芝加哥大學，一路獲得博士學位。比起同輩學者的留學經驗，堪稱順遂。好的機會讓他得以專心問學，成為大家。余先生在芝加哥大學四十六年，專治比較神學與比較文學，是唯一獲得神學院、東亞系、英語系、比較文學系、歷史思想委員會合聘的教授。除此他能賦中國舊體詩歌，雅好西洋音樂藝術，一舉一動，自然流露「貴族」氣息。余先生望之儼然，其實即之也溫，一旦熟識，相當平易近人。但他有相當擇善固執之處。他對台灣研究院文哲所有極高的期望，但也不乏尖銳的批評。
過去二十幾年，余先生和我在不同會議或是委員會場合見面，永遠是談吐得體，言之有物，不折不扣的紳士學者風度。雖然我的專業不是明清小說，他研究《紅樓夢》的專書《閱讀頑石：紅樓夢慾望與虛構的生成》卻讓我深受啟發。這本書談情和欲的相互流轉辯證，以及虛構暗示的敘事及啟悟能量，有宗教的背景，但更有文學的洞見。
二〇〇五年，在一次海外諮詢會議上，我終於鼓起勇氣，邀請余先生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大師系列，提供一本專著。當時他似乎正考慮退休，也希望有機會將歷年發表的單篇論文結集成書。很快他將文稿轉來，這就是日後的《比較的行旅：東西比較文學與宗教論集》。這本書的確令人大開眼界，從西方古典神學談到當代的人權，從《失樂園》談到《西遊記》，從希臘悲劇談到《荀子》《道德經》。余先生縱橫古今，談笑用兵，正是大家風範，而他強烈的人文關懷躍然紙上。也因為這本書，我有機會更接近他，更體認他率真的性格，以及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
當代漢學研究分門別類，競以方法理論是尚。像余先生這樣博雅通達的學者，已經不復得見。所幸他的弟子李奭學博士承其衣缽，早在學界建立獨特的治學方式。我們懷念余先生的學問文章，也更懷念他所代表的一代學者的人文精神。謹以此文，悼念一位大師的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