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仍在台大任教。某日突然接到張光直教授的電話，約我見面。前此我雖久聞先生大名，但因所學不同，兩地相隔又遠，並無緣相識。記得那次是約在圓山飯店中餐廳。張先生個頭不高，但精神健朗，目光炯炯。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我，哈佛東亞系現代中國文學一職，正考慮聘任我，而他趁來台會議之便，想要多了解我的背景。
儘管張先生有「任務」在身，而我又是他面試的對象，但那頓飯卻是吃得輕鬆自在。我們聊現代文學的種種，而我也好奇地向張先生請教考古學界的趣事。直到席末，張先生才順口提到，他是台灣人，父親是鼎鼎大名的「五四」文學健將張我軍。這就是張先生吧：親切實在，風華內斂；對晚輩的擔待提攜，不遺餘力。一個月後，我得到哈佛的聘書。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就算嚮往哈佛的工作，也不大可能貿然離開教職，前往面談。事後得知，張先生願意藉出差的機會，移樽就教，在台北與我見面，是我得到教職的關鍵之一。套句老話，張先生於我，真是有知遇之恩。到了哈佛後，他仍然一派輕鬆本色，不時探問我的工作情況，也常約到小館中一敘。儘管我們的輩分專業不同，有了台灣那段難得的會面經驗，彼此都有份親切的感覺。而這份感覺，更因為同在哈佛的地利之便，與時俱增。
張先生望之儼然，但只要一開口，立刻給人即之也溫的感覺。記得有回哈佛中文組開春節餐會，張師母李卉老師主其事，號召大夥包餃子招待學生。那天學生來得特別踴躍，我們忙得不可開交。最後來「探班」的張先生索性脫了毛衣，捲起袖子，專門負責下餃子，一鍋又一鍋，不亦樂乎，中場還不忘得意地自我表揚，他撈餃子用的是考古技術，所以一個也不破……還有一回燕京圖書館的張鳳女士請吃飯，張先生夫婦是主客，席間他透露不僅好吃，也會做菜，還能唱歌呢。大家起鬨要他高歌一曲——好像當時仍讀博士的汪躍進還志願來段軍歌作為暖場，但張先生到底不為所動。那晚賓主盡歡，大概到今天還有座上客如我者在猜想，張先生如果真的開了金口，又會如何呢？
一九九〇年我離開哈佛，轉赴哥倫比亞任教。一九九六年春曾赴台灣研究院任「客座研究員」。當時張先生已應邀擔任「學術副院長」一職。張先生回台工作，曾是台灣人文學界的一件大事，而他也不負眾望，推動了不少新計畫。可惜的是，他的健康狀況已經大不如前，做起事來，想必常有事倍功半之嘆。我最記得在活動中心吃飯，他仍堅持一切自理；走起路來，也是一步一步，不假他求。每每突然跌倒了，大家都看著不忍，上前要扶一把，他卻摒擋我們的好意，一邊喃喃地說，自己跌倒了，就要自己爬起來……
我常回想，這是簡單的道理，但張先生一輩子在學問上，在生活上，一定是最堅實的奉行者。而表現在外的平常姿態，就更令人肅然起敬了。再過幾年，我讀到張先生自述早年在台大因「四六」事件所蒙受的種種迫害，時過境遷，寫來毫不見火氣；他的堅強與寬容，真是畢生的修為。
最後一次見到張先生，是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我們的同事張光誠先生去世，系中同仁為他舉行追思儀式。光誠先生赴美前曾是名播音員，也正是光直先生的胞弟。他的去世，為家人帶來極大悲傷。聽說我們要舉行追思儀式，張先生打了兩次電話，殷殷詢問籌備細節。他的語音含混，我必須藉李卉老師的轉述才得明白。末了他決定自波士頓親來紐約，參加追思儀式。以先生的健康狀況，這是趟有風險的旅程，但我理解先生的心情。記得先生的座車開進哥大校園，顫顫巍巍地由家人攙扶著坐上輪椅，我和同事商偉都感到萬分感慨。商偉也出身哈佛，也曾受到先生的照拂，而我們現在所能做的，真是太少了。追思儀式哀戚肅穆，先生和他的家人多次落淚不能自已。但他要送光誠先生最後一程的心愿，畢竟達成了。
在哥大的那個下午，看著先生衰弱的身形，有許多話到了嘴邊，還是忍住不說了。他所需要的，不再是一二「多多保重」的泛泛之辭。沒有人能取代他的辛苦。以先生的個性，他可能更需要的是有尊嚴的，而且是平常而有尊嚴的，走他自己的路。時間漸漸晚了，先生必須上車回去了。當我們把先生安頓到后座，他回過頭來握著我的手，語焉不詳地說著。他說了什麼我到底也沒弄清楚。我輕輕地拍著他的肩膀，告訴他下回到波士頓再去看他。
我當然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先生了。最後的幾年他過得辛苦，也許終於累了，要休息了。而作為一個學問與生命的強者，他依然不時來到許多晚輩的心影中。我懷念張先生，不只是因為他的學問及生活的紀律，而是在紀律（和壓力）之餘，他總能用另一種態度，找到解脫——哪怕是多麼短暫的一刻。又想起在台灣那段日子，一天中午在餐廳吃完飯後回房間，他一個不穩又跌倒了，勉強站起來後，他竟向我擠擠眼，說房間里有人送來棒冰，一種紅豆的，另一種花生的，要不要一起來吃個棒冰，聊一聊？……如果說我從先生學到什麼，那這正是難忘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