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給我的信件》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搜集了張愛玲與夏志清先生的通信一百一十八封，另有夏先生的回信十六封半（見夏序說明）。張愛玲給夏先生目前現存最早的一封信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最後一封信是一九九四年五月二日，距離她逝世的時間（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約一年零四個月。誠如夏先生所說，早期的通信因為搬遷之故，必定還有佚失；夏先生回覆張愛玲的信也多半沒有保存。但這三十一年之間所留存的信件已經足以成為文學史「張學」研究的重要材料。
一九六一年初夏志清先生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深入介紹張愛玲小說的成就，並肯定她的位置居於多數同期作家之上。夏先生對張的品題可謂出人意表，也足見他的洞識與勇氣。以後的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張愛玲從此進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經典，先在海外，然後在中國，成為炙手可熱的作家。到了新世紀之交，「張愛玲」甚至成為一種文化風尚，一種想像資源。
由這個觀點來閱讀張、夏兩人的通信，才更讓我們覺得彌足珍貴。張愛玲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逐漸斷絕外界聯絡，與讀者對她的熱情和好奇形成巨大反差，也因此，她所發表的作品每每帶來文字以外的魅力。張過世之後，與她曾有來往者紛紛披露所持的信件，彷彿片言隻字都散發出特殊榮寵。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或宋淇夫婦可能收到的信件），無疑都是小巫見大巫了。
就傳統觀念而言，夏先生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沒有夏的登高一呼，張愛玲神話不會有如此精彩的開始。張對夏的尊敬和信任，不難從她的信中看出。但張愛玲畢竟是張愛玲，她寫信的姿態是矜持的，就算談自己的作品和充滿災難的生活，也帶有一種客觀語調，並不輕易露出底線。在這一點上，她其實對所有的通信者一視同仁；任何想從張、夏通信中找出秘辛八卦的嘗試可能並不容易。即便如此，細讀這些信件，我們還是可以了解一九六三年以後張愛玲的行止，她的創作關懷，還有潛藏在字裡行間的汩汩溫情。
相比之下，夏先生給張愛玲的回信，還有他對張信所做的批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人格。夏先生的真性情多年來是學界傳奇，他對於張愛玲的關懷溢於言表，也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如揣想張的體質羸弱來自童年生活的不幸，或建議張多做運動等。他更勇於發表自己生活的意見，從健康到養生，從文學到愛情，信筆寫來，如話家常。我們可以想像張當年讀夏信時或莞爾或感動的反應。兩人之間的互動讓書信集有了光彩。
我以為夏、張通信可以做進一步的解讀。這些信件提供第一手資料，說明張愛玲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創作事業的起伏。像是從一九六三年《金鎖記》準備英譯，到寫作、出版不順，輾轉改為（《怨女》）的原委；《十八春》改寫為《惘然記》（《半生緣》）；與港台出版者如平鑫濤的合作等過程。我們雖然已從其他材料知其然，現在根據張愛玲的信件更知其所以然。另外如七十年代信中提及的自傳創作，到了二〇〇九年《小團圓》出版，才算真相大白。早在一九六五年張已經對翻譯《海上花列傳》表示興趣，此書成為她以後二十年最大的工程，遺憾的是身後才終於出版。六十年代末後張因為《怨女》而對《紅樓夢》重生興趣，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寫成《紅樓夢魘》等作：
我本來不過是寫《怨女》序提到紅樓夢，因為興趣關係，越寫越長，喧賓奪主，結果只好光只寫它，完全是個奢侈品，浪費無數的時間。
但這些翻譯、考證的書寫果真只是奢侈浪費，還是代表張愛玲晚期書寫的一種方式？形成作家與早年創作的奇妙對話，頗有思考空間。
與此同時，張愛玲也與夏志清交換不少文學批評意見。她對自己的作品斟酌再三，似乎沒有太大自信；胡適曾盛讚《秧歌》，她卻認為未必是真心欣賞。她對女作家從「五四」的陳衡哲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嶄露頭角的蔣曉雲顯然都有話要說，卻欲言又止；對以英文創作的同行像韓素音、張粲芳等東方採風錄式風格則明白地不以為然。張期許自己的創作是，「對東方特別喜愛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證諸她的英文作品，包括六十年代初已經完成，但遲至近年才出版的（《雷峰塔》）和（《易經》），的確可見她創造並同時拆解有關中國家族、愛情神話的用心；她也為此付出不受歡迎的代價。當然，張的批評不乏神來之筆。她熱愛張恨水的鴛蝴小說，但「除了濟安沒聽見人說好」。因為張恨水，張愛玲、夏濟安有緣成為志同道合的「粉絲」，也算另類文學佳話。
其次，張愛玲的信件不斷傳布一則又一則「病的隱喻」。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她就向夏志清訴說各種大小病痛。她感冒、牙痛癥狀恆常不斷，而長期精神狀況不佳更讓夏憂心忡忡。七十年代以後張的病變本加厲，類似精神官能症的癥候出現。「接連跳蚤蟑螂螞蟻，又不是住在非洲，實在可笑」。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後，張將近三年未與夏志清聯絡，除了已有的病恙，甚至在路上被撞倒而受傷。以下的信最能道盡她病中滋味：
事實是我，ensla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費時間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濟，做點事歇半天。過著有一年多接連感冒卧病，荒廢了這些日常功課，就都大壞。好了就只顧忙著補救，光是看牙齒就需要不斷地去兩年多。迄今還在緊急狀態中，收到信只看賬單與時限急迫的業務信。你的信與久未通音訊的炎櫻的都沒拆開收了起來。
張愛玲描寫這些年她成了疾病的奴隸，甚至感冒也經年不愈。但是對有心讀者而言，張愛玲以如此工筆白描病況，不禁要聯想除了諸多身體狀況之外，張愛玲的「病」也及於其他？（想想她的話：「感冒原本是一種很傷感的病。」）一九五二年以後，種種考驗紛至沓來，漂泊異鄉，寫作事業不振，經濟匱乏，賴雅卧病逝世……她的信中都一一透露，然而卻都不能像她描寫自己的病那樣細膩入微。
病是災難，也是隱喻。病是張愛玲後三十年的剋星，但又彷彿是盤桓不去、欲拒還迎的客人；是一種嚙蝕身心的恐懼，但是否也是驅之不去的慾望？病的癥狀有時是發燒牙疼；有時是螞蟻跳蚤蟑螂；有時是「精神太壞」，「浪費無數的時間」；有時是自己的作品都丟掉了；是每天都在「緊急狀態」。
然而張愛玲的病根是否也可能來自文字、創作本身，可是「職業病」？看看張的自白：
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讓別人譯實在painful。我個人的經驗是太違心的事結果從來得不到任何好處。
看別人翻譯自己的作品，實在痛苦。但自己「眼高手低」，總是寫不出，也翻不出自己想要的東西。人生到了如此緊急的狀態，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能把不該有的累贅拋棄再拋棄，逃難一樣地遷移轉進，重新開始——或重新逃脫。尤有過之，「越是怕丟的東西越是要丟，損失不起，實在不能再搬了」，只好堅壁清野，和世界斷絕來往。從這個角度來看，張愛玲的「病」與病「態」幾乎有了身體藝術意味。就像卡夫卡、芥川龍之介、貝克特這些現代主義的作家一樣，在人與蟲的抗戰里，在地獄裂變的邊緣上，在白茫茫一片真乾淨的恐怖或歡喜中，張愛玲書寫著。她以肉身、以病、以生命為代價，來試煉一種最清貞酷烈的美學。
但更耐人尋味的是，我又以為張愛玲這些信件未嘗不提供了一種救贖契機，哪怕多麼微弱。原因無他，信是寫來作為傳遞訊息、溝通人我的媒介物。儘管張愛玲的信有時寫得過分言簡意賅，猶如密碼，或有時遲於回信以至時過境遷，或甚至不回信，以致讓對方從盼望到失望。但「寫信」作為一種行動畢竟不同於創作，它預設一個收信的——或更理想的、守信的——對象（甚至包括將自己作為對象）。信是一種人我社會接觸，因此透露倫理向度。
而夏志清作為收信者，與張（並不可靠的發信者）對話三十餘年不輟，何嘗不更是一個守信者？也因為信任，張愛玲的信時不時也有了真情流露。一九六五年志清先生的兄長夏濟安教授猝逝，張的信中寫道：
我很早聽見令兄的噩耗，非常震動，那天匆匆一面，如在目前，也記得你們倆同飛紐約的話。在他這年紀，實在使我覺得人生一切無定，從來還沒有這樣切實地感到。
傷逝讓張愛玲寫下「近來我特別感到時間消逝之快，寒絲絲的」，夏先生讀了竟謂之張腔十足。到了一九九一年，夏志清自哥倫比亞大學退休，張愛玲來信祝福，卻是這樣寫的：「我在報上看到《桃李篇》，再圓滿的結束也還是使人惆悵。」又是一句張腔！
相對於此，張也曾經向夏抱怨她對胡蘭成《今生今世》的感受：「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於老到這樣。不知從哪裡來的quote我姑姑的話，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氣死了。後來來過許多信，我要是回信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