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氏兄弟書信集》
夏濟安與夏志清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兩大巨擘。志清先生一九六一年憑《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專著，一舉開下英語世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先河。之後的《中國古典小說》更將視野擴及中國古典敘事。他的批評方法一時海內外風行景從，謂之典範的樹立，應非過譽。志清先生治學或論政都有擇善固執的一面，也因此往往引起對立聲音。但不論贊同或反對，我們都難以忽視他半個世紀以來巨大的影響。
與夏志清先生相比，夏濟安先生的學術生涯似乎寂寞了些，爭議性也較小。這或許與他的際遇以及英年早逝不無關係。他唯一的英文專著遲至身後三年方才出版。但任何閱讀過此書的讀者都會同意，濟安先生的學問和洞見絕不亞於乃弟，而他文學評論的包容力甚至及於他所批判的對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夏濟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在台灣大學任教，不僅調教一批最優秀的學生如劉紹銘、白先勇、李歐梵等，也創辦《文學雜誌》，為日後台灣現代主義運動奠定基礎。
夏氏兄弟在學術界享有大名，但他們早期的生涯我們所知不多。他們生長在充滿戰亂的三四十年代，日後遷徙，種種經歷我們僅能從有限資料如濟安先生的日記、志清先生的回憶文章等獲知。志清先生在二〇一三年底去世後，夏師母王洞女士整理先生文件，共得夏氏兄弟通信六百一十二封。這批信件在夏師母監督下，由蘇州大學季進教授率領他的團隊一一打字編注，並得出版公司支持，從二〇一五年——夏濟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開始陸續出版。
不論就內容或數量而言，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現代中國學術史料的重要事件。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一九四七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學，終於夏濟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腦溢血過世前，時間橫跨十八年，從未間斷。儘管動如參商，他們通信不絕，而且相互珍藏對方來信。一九六五年夏濟安驟逝，所有書信文稿由夏志清攜回保存。五十年後，他們的信件重新按照原始發送日期編排出版，兄弟兩人再次展開紙上對話，不由讀者不為之感動。
這批信件的出版至少有三重意義。由於戰亂關係，二十世紀中期的信件保存殊為不易。夏氏兄弟一九四七年以後各奔前程，但不論身在何處，總記得互通有無，而且妥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們信件的內容往往極為細密詳盡，家庭瑣事、感情起伏、研究課題、娛樂新聞無不娓娓道來。在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敘述之外，卻是大歷史「惘惘的威脅」。
首輯出版的一百二十一封信件自夏志清赴美起，至夏濟安一九五〇年準備自港赴台止，這是夏氏兄弟離散經驗的開始。一九四六年，夏志清追隨兄長赴北大擔任助教，一年以後獲得李氏獎學金得以出國深造。夏志清赴美時，局勢動蕩。夏濟安下一年離校回到上海另覓出路。之後夏濟安不得已轉赴香港擔任商職，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上海。
一九四七年的夏氏兄弟正值英年。夏濟安在北大任教，課餘醉心電影京劇，但讓他最魂牽夢縈的確是一樁又一樁的愛情冒險。從他信里的自白我們看出儘管在學問上自視甚高，他在感情上卻靦腆缺乏自信。他渴望愛情，卻每每無功而返。他最迷戀的對象竟只有十三四歲——幾乎是洛麗塔情結！而剛到美國的夏志清一方面求學若渴，一方面難掩人在異鄉的寂寞。兩人在信中言無不盡，甚至不避諱私密慾望。那樣真切的互動不僅洋溢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間的信任，應是書信集最珍貴的部分。
兩人談學問，談剛看過的好萊塢電影，追求女友的手法，新定做的西裝……夏濟安即使到了香港，生活捉襟見肘，但對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仍然懷抱興味。而滯留美國的夏志清在奮鬥他的英國文學課程的同時，也不忘到紐約調劑精神。
這也帶出了他們書信來往的第二層意義。或有識者要指出，夏氏兄弟出身洋場背景，無不與「時代」的召喚背道而馳。但這是歷史的後見之明。夏氏兄弟所呈現的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切片，的確和我們所熟悉的主流「大敘事」有所不同。但唯其如此，他們信件的內容還原了二十世紀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斷，忠實呈現駁雜的歷史面貌。
從通信中我們得知四十年代末兄弟兩人遷徙後，仍與上海家人保持聯絡。但我們也看出他們心境的改變。他們的信里沒有驚天動地的懷抱，有的是與時俱增的不安。他們關心父親的事業，家庭的經濟，妹妹的教育；匯款回家成為不斷出現的話題，何況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拮据。政局是一回事，眼前的生計問題才更為惱人。到了一九五〇年，夏濟安準備離開香港到台灣去，夏志清也有了在美國長居的打算。他們何嘗知道，離散的經驗這才剛剛開始。
夏氏兄弟的通信還有第三層意義，那就是在亂世里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志業。知識分子不是心存觀望，就是一頭栽進的風潮中。兩人信中時常提到的錢學熙就是個例子。作為知識分子，他們的抉擇也來自學術思想的浸潤。
夏氏兄弟傾心西洋文學，並承襲了三十年代以來上海、北平英美現代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到了四十年代因為威廉·燕卜遜先後在西南聯大和北大講學而賡續不斷。燕卜遜在革命前夕何去何從，也成為兄弟通信中一個重要的代號。夏志清出國以後，更有機會親炙「新批評」的大師如布魯克斯等。這樣的傳承使他們對任何煽情的事物，不論左派與右派，都有本能的保留。相對地，他們強調文學是文化與社會的精粹。經過語言形式的提煉，文學可以成為批評人生內容，改變社會氣質的媒介。他們相信文化是改變中國的要項。
夏氏兄弟的通信風格多少反映了他們的文學信念。他們暢談英美佳作大師之際，往往話鋒一轉，又跳到電影愛情家事國事；字裡行間沒有陳詞高調，穿衣吃飯就是學問。文學形式的思考恰恰來自「作為方法」的現實生活。夏濟安分析自己的情場得失猶如小說評論，夏志清對好萊塢電影認真的程度不亞於讀書。這裡有一種對生活本身的熱切擁抱。唯其如此，日後夏濟安在《黑暗的閘門》里，對左翼作家才會有如此心同此理的描述，而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發掘了張愛玲筆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在滯留海外的歲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紙上以蠅頭小字寫下生活點滴、慾望心事，還有種種文學課題。這對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難得的平生知己。我們不禁想到西晉的陸機、陸雲兄弟俱有文才；陸機更以《文賦》首開中國文論典範。陸氏兄弟嘗以書信談文論藝，至今仍有陸雲《與兄平原書》三十多封書信傳世，成為研究二陸與晉康文化的重要資源。千百年後，在另一個歷史時空里，夏氏兄弟以書信記錄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論文藝，竟然饒有魏晉風雅。我們的時代電郵與簡訊泛濫，隨起隨滅。重讀前人手札，天涯萬里，尺素寸心，寧不令人發思古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