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

——向夏志清先生致敬

夏志清先生是中國文學研究界最重量級的學者之一。一九六一年,夏先生出版了英文專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為英語世界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開下先河。一九六八年,夏先生再接再厲,出版《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又帶動古典文學界小說文本研究的風潮。以後多年夏先生著述不輟,其中精華在二〇〇四年彙編為《夏志清論中國文學》。歐美漢學界里,涉獵之廣博,影響之深遠,而又在批評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志清先生可謂是第一人。

《中國現代小說史》自初版迄今已逾五十年。半個世紀以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因為夏先生和其他前輩的開拓之功,已經成為顯學。不僅學者、學生對晚清、「五四」以降的各項課題趨之若鶩,研究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儘管論者對夏先生的專書根據不同理論、政治,甚至性別、區域立場,時有辯詰的聲音。但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另外一部小說史出現相與抗衡,則是不爭之實。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典範意義不僅在於夏先生開風氣之先,憑個人對歐美人文主義和形式主義批評的信念,論斷現代中國小說的流變和意義,也在於他提出問題的方式,他所堅持的比較文學眼光,還有他敢於與眾不同的勇氣,為後之來者預留太多對話空間。今天不論我們重估魯迅、沈從文,討論張愛玲、錢鍾書,或談中國作家文人的文學政治症候群、「感時憂國」情結,都必須從夏先生的觀點出發。有些話題就算他未曾涉及,也每每要讓我們想像如果有先生出手,將會做出何等示範。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希望在夏先生專著的基礎下,呈現新世紀里現代中國小說研究的動向。這本論文集分為兩輯。第一輯對《中國現代小說史》成書的時代氛圍、研究方法和歷史意義做出回顧,並且旁及夏先生的兄長夏濟安教授對現代文學批評的貢獻。夏氏昆仲不只學問傑出,他們的獨特立場和風骨也一樣值得敬重。濟安先生英年早逝,是學界的重大損失。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第二輯則呈現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在海內外的最新成績。從魯迅到張愛玲,從沈從文到錢鍾書,幾乎所有夏先生當年曾論及的大家都包括在內,而且呈現出不同的批評看法。夏先生當年因為種種原因未曾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內探討的作家,如蕭紅、白薇、端木蕻良等,或未曾觸及的流派,如鴛鴦蝴蝶派小說,也都有了專章討論。此外,夏先生也曾對晚清小說的研究開風氣之先,影響所及,我們今天論現代文學的起源,皆不能不提「五四」之前二十年的風雲變幻。夏先生對中國文學的關懷其來有自,本輯內也收入兩篇論文,專論白先勇、朱天文等的成就。由是從世紀初到世紀末,夏先生心目中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大傳統」更加完備。

各篇論文的撰寫者有夏先生的門生友人、再傳或私淑弟子,也有濟安先生的學生和故舊,還有與夏先生時相往來的各地傑出學者。值得一提的是,半數以上的學者都畢業自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哥大是夏先生曾經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先生的學術發揚光大的重鎮。各篇論文的作者也許未必完全遵照夏先生的觀點,但他們所念茲在茲的是文學的「史」與「學」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學所顯現的人文精神脈絡,仍與先生一脈相承。

目前西方學院里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仍然充斥偽科學化的話語;種種「後學」「批判」的聲音無非與西學主流唱和——儘管中國正在或已經崛起。而安享資本主義學院終身俸的學者們不時遊走世界,指點海內外的方向,尤其令人嘿然以對。對此夏先生是過來人。他曾經在五十年前應用過當時西方最流行的批評話語,也曾經廁身六七十年代文學和政治。不同的是,他對文學作為自己治學的本業,從來懷抱虔敬之心。比起迫不及待地談「越界」跨行、談「干預」現實的同行,夏先生有所不為的立場反而歷久彌新。不少他的批評者自命走在時代前端,對他的研究或政治理念呶呶不休,但又有多少真能像他那樣擇善固執,發出「真的惡聲」?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的完成有賴所有論文撰寫者的熱烈支持,他們是我最要感謝的對象。威斯理學院宋明煒教授不辭煩勞擔任聯絡,並費心為夏先生編纂中英文書目,特別值得喝彩。蘇州大學季進教授授權他和夏先生的訪談記錄,馬薩諸塞大學安姆斯特分校的張恩華教授在編輯過程中參與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夏志清先生好諧謔、好朋友、好美食、好老電影,處處與人為善,常懷赤子之心,提攜後輩尤其不遺餘力。與先生相近者則知道他對學問的專註認真近乎嚴厲,對人情世故的看法洞若觀火。他的生活其實有太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波折,但他對生命的熱切信念未嘗稍息。夏師母王洞女士襄助夏先生數十年如一日,甘苦備嘗,堪稱是「夏志清的世界」中的靈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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