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裡，夏志清教授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一九六一年，夏出版了第一本英文專著《中國現代小說史》，從而為西方學院內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奠定基礎。這本專著綜論一九一七年文學革命至一九五七年的半個世紀間，中國小說的流變與傳承。全書體制恢宏、見解獨到，對任何有志現代中國文學文化研究的學者及學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也因為這本書所展現的批評視野，夏志清得以躋身當年歐美著名評家之列而毫不遜色。更重要的，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問世近五十年後的今天，此書仍與當代的批評議題息息相關。世紀末的學者治現代中國文學時，也許能碰觸許多夏當年無從預見的理論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爐灶前，不參照、辯難或反思夏著的觀點。由於像《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樣的論述，使我們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看法，有了典範性的改變；後之來者必須在充分吸收，辯駁夏氏的觀點後，才能推陳出新，另創不同的典範。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誕生，是夏志清教授十年研究的成果，這段經歷頗可值得我們在此回顧。一九五一年春，夏仍為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博士候選人，因緣際會，應聘參與了政治系饒戴維教授所主持的一項計畫。此一計畫由美國政府資助，夏的任務是協助編纂一本名為《中國：地區導覽》的手冊，往後一年，並寫出了手冊中中國思想、文學及中國的大眾傳播等篇章。但夏對這項工作的興趣很快消失一空，並在約滿後離職。與此同時，夏已有意著手一部論現代中國文學的專書，此一計畫旋即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在基金會的協助下，夏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間，在耶魯英文系任研究員，實則專心研讀現代中國文學。一九五五年在他離開耶魯至他校擔任教職前，已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主要部分的寫作。
當夏從事《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計畫時，美國各大學圖書館只有極少數擁有完整的現代中國文學圖書，批評數據更是少之又少。夏為了搜集、查閱資料所費的工夫，不難想像。然而，數據的缺乏也可能給予夏相當意外的自由，使他得以做出自己的發展與判斷。的確，彼時「影響的焦慮」之類的理論尚未興起，夏也顯然樂得一抒自己的洞見或「偏見」。而他行文所顯露的自信與權威性，後之來者無人能出其右。
不僅此也，這也是個唯西方「現代」精神馬首是瞻的年代；非西方的學者難免要以西方文學現代性的特質作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目標。夏選擇小說作為研究的重點，因為他相信小說代表了中國文學現代化最豐富、最細緻的面向。但反諷的是，他也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總體成就，難以超越同期西方作品所樹立的標杆。五十年代末期，由於教書及轉換工作等原因，《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慢了下來，但全書終於在一九六一年大功告成，由耶魯大學出版。一九七一年，耶魯又應讀者的熱烈要求，推出增訂版。
我以為《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成可以引導我們思考一系列更廣義的文化及歷史問題。這本書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輕的、專治西學的中國學者，如何因為戰亂羈留海外，轉而關注自己的文學傳統，並思考文學、歷史與國家間的關係。這本書也述說了一名浸潤在西方理論——包括當時最前衛的「大傳統」「新批評」等理論——的批評家，如何亟思將一己所學，驗證於一極不同的文脈上。這本書更象徵了世變之下，一個知識分子所做的現實決定：既然離家去國，他在異鄉反而成為自己國家文化的代言人，並為母國文化添加了一層世界向度。最後，《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成見證了離散及漂流的年代裡，知識分子與作家共同的命運；歷史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經驗。
一
《中國現代小說史》共有十九章，其中的十章都以重要作家的姓名為標題，如魯迅、茅盾、老舍、沈從文、張愛玲等。對夏而言，這些作家是現代小說的佼佼者。其他各章處理了分量稍輕的作家，同時凸顯了形成文學史的其他重要題目。如第一及第十三章討論現代史兩個關鍵時刻——「五四」時期及抗戰之後——小說創作與文學、文化政治的複雜關聯；第三及第四章分別描述了兩大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及創造社——的組成原委、創作方向及風格；第五、第十一及第十八章則評論左翼文學從萌芽到茁壯的各階段表現。除此，《中國現代小說史》還有一章結論，綜論文學在不同時期的風風雨雨。另有三篇附錄。第二篇附錄《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曾受到廣泛的徵引及討論，堪稱是文學批評界過去三十年來最重要的論述之一。原英文標題中Obsession with a（「感時憂國」）一詞由夏首先創用，現早已成為批評界的常見辭彙了。
我這樣不厭其煩地介紹《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結構及文脈，因為這關係到全書的批評視野及方法學。《中國現代小說史》受到四五十年代歐美兩大批評重鎮——李維斯的理論及新批評學派——的影響，已是老生常談的事實。夏在耶魯攻讀博士時，曾受教於弗里德雷克·波特爾及克林斯·布魯克斯等著名教授；布魯克斯無疑是新批評的大將之一。夏對新批評觀點的浸潤，可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序言中得見一斑：「本書當然無意成為政治、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附庸。文學史家的首要任務是發掘、品評傑作。如果他僅視文學為一個時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實已放棄了對文學及其他領域的學者的義務。」
夏推崇文學本身的美學質素及修辭精髓。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不遺餘力地批判那些或政治挂帥或耽於濫情的作者，認為他們失去了對文學真諦的鑒別力。在這一尺度下，許多左派作家自然首當其衝，因為對他們而言，文學與政治、教化、革命的目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為其所用。
但夏的野心並不僅於「細讀文本」這類新批評的基本功夫。如前所引的序言所示，夏對「舊」批評的法則頗不以為然，因為舊批評把文學僅僅當為反映現時政治、人生的工具。十九世紀的批評家揭櫫將文本歷史化的重要性，卻不能掌握文學「如何」將歷史、政治虛構化的妙竅。借著新批評的方法，夏希望重探國家論述與文學論述間的關聯；這一強烈的歷史情懷使他不能視文學為「一隻精緻的瓮瓶」——新批評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美學意象之一。事實上，一反傳統理論的反映論，新批評暗含了一套文學的社會學，企圖自文本內的小宇宙與文本外的大世界間，建立一種既相似又相異的弔詭秩序。夏將新批評這一面向的法則發揚光大，因而強調《中國現代小說史》企求「從現代文學混沌的流變里，清理出個樣式與秩序；並且參照曾經影響現代中國文學的西方觀念、模式，思考其間的挑戰與範式」。夏一再強調小說家唯有把握藝術尺度，才能細剖生命百態，而這也正是向人生負責的態度。這當然呼應了布魯克斯的名言：「文學處理特別的道德題材，但文學的目的卻不必是傳道或說教。」
夏對文學形式內蘊道德意涵的強調，引領我們注意他另一理論傳承，即李維斯的批評論述。李維斯認為一個作家除非先浸潤於生命的實相中，否則難以成其大。對他而言，最動人的文學作品無非來自對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擁抱。因此批評家的責任在於鑽研「具體的批判與個案的分析」。在實際批評方面，李維斯以建構英國小說的「大傳統」而知名；這一「大傳統」起自簡·奧斯汀，止於D.H.勞倫斯。李維斯認為，這些作家既能發揮對生命的好奇，又能將其付諸堅實的文字表徵。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中，夏也本著類似精神，篩選能夠結合文字與生命的作家，他此舉無疑是要為中國建立現代文學的「大傳統」。
夏志清在批評方法學上的譜系還可以加以延伸，包括二十世紀中葉前後的名家，如艾略特、萊昂內爾·特里林、菲利普·拉甫、歐文·豪、艾倫·泰特，以及喬治·斯坦納。這些評論家各自從不同角度提倡文學的教化機能，並嚮往文字與世界間更緊密的連鎖。在這一前提下，他們其實都呼應了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批評家馬修·阿諾德的立論。夏志清出身正統英美文學訓練，對西方道德及美學「大傳統」的精華，可謂念茲在茲。當他建議批評家的責任是「發現及鑒賞傑作」，他必定同意阿諾德的說法，認為文學應當誠中形外，傳達真理。而且用阿諾德的話來說，「如要發掘真正蓋世的傑作，沒有任何方法比銘記以往大師的金句名言，並用來作為試探新作的試金石，來得更為有效的了」。職是，我們可說，儘管新批評或其他現代流派的評者立意要擺脫傳統「反映論」及「道德論」的影響，這些影響畢竟是祛之不去。
在我們這個時代，自詡為理論先驅的新貴批判世紀中葉的理論先驅——艾略特、布魯克斯、特里林、李維斯等人——已是習以為常的現象，憑藉著當今的理論，他們細數前輩的缺陷及矛盾，一如當年夏志清及布魯克斯也曾攻擊前之來者的缺陷及矛盾。《中國現代小說史》因此成為眾家新進漢學研究者一試身手的好材料。比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