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球教授專攻中國傳統詩學多年，又對現代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有深入涉獵；文學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有目共睹。數年前我們都對抒情傳統和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問題發生興趣，有多次切磋的機會，也各有鑽研的結果。
在陳教的提議和主催下，我們最近編纂一冊文集，用以呈現在「抒情傳統」的架構下所形成的種種論述方向。我與陳教授相識多年，能有機會就共同的興趣展開合作，誠為一大快事。也希望藉此文集，能使「抒情傳統」作為一種史觀、一項議題，引起學界更多的注意與對話。
「抒情」在現代文論里是一個常被忽視的文學觀念。一般看法多以抒情者，小道也。作為一種詩歌或敘事修辭模式，抒情不外輕吟淺唱；作為一種情感符號，抒情無非感事傷時。「五四」以來中國的文學論述以啟蒙、革命是尚，一九四九年之後，宏大敘事更佔主導。在史詩般的國族號召下，抒情顯得如此個人主義、小資情懷，自然無足輕重。
然而只要我們回顧中國文學的流變，就會理解從《詩經》《楚辭》以來，抒情一直是文學想像和實踐里的重要課題之一。《楚辭·九章》《惜誦》有謂「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時至二十世紀初魯迅寫《文化偏至論》，則稱「鶩外者漸轉而趣內，淵思冥想之風作，自省抒情之意蘇，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靈之域」。這裡抒情的用法和喻義當然極為不同，但唯其如此，才更顯現出這一辭彙的活力豐富，千百年來未嘗或已。
抒情的「情」字帶出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對主體的特殊觀照。從內爍到外緣，從官能到形上，從感物到感悟，從壯懷激烈到纏綿悱惻，情為何物一直觸動作家的文思；情與志、情與性、情與理、情與不情等觀念的辯證則豐富了文學論述。
而「抒」情的抒字，不但有抒發、解散的含義，也可與傳統「杼」字互訓，因而帶出編織、合成的意思。這說明「抒情」既有興發自然的嚮往，也有形式勞作的要求。一收一放之間，文學動人的力量於焉而起。後之來者談中國主體情性，如果只能在弗洛伊德加拉康，查爾斯·泰勒或情感論這些西學中打轉，未免是買櫝還珠之舉。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對抒情的理解深受西方浪漫、現代主義的影響。拜倫和雪萊或波德萊爾和艾略特成為新的靈感對象。然而傳統資源的傳承不絕如縷。魯迅、王國維等人不論，魯迅眼中「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同時接受杜甫和里爾克的影響；何其芳的抒情追求從唯美的保羅·瓦雷里轉到唯物的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卻總不能或忘晚唐的溫李；瞿秋白就義前想到《詩經》名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撇開人云亦云的偏見，我們乃知現代文人學者——甚至革命者——折衝在不同的抒情淵源、條件和效果之間，早已為這一文學觀念開發出更多對話空間。
一九七一年，旅美的陳世驤先生髮表《中國抒情傳統》，指出中國文學的精華無他，就是抒情傳統。陳認為中國早期文學「詩意創造衝動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從本源、性格和含蘊上看來都是抒情的」，即使明清的小說戲曲也難以自外這一傳統。陳先生的立論對海外古典中國學界帶來深遠影響，至今相與呼應者大有人在。美國的高友工教授日後另闢蹊徑，談論「抒情美典」，也間接延續了「抒情傳統」的魅力。
陳先生的文章言簡意賅，其實頗有可以大加發揮的餘地。他談的是抒情「傳統」，卻深深立足在現代語境里。三十年代陳負笈北大外語系，與京派文人往還，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和理論知之甚詳。一九四一年陳赴美國，開始轉向古典文學研究。而去國三十年後，他潛心抒情傳統，更不能不讓我們聯想蘊積在他胸中的塊壘。
這正是陳國球教授著手抒情傳統的開端。陳世驤先生從中西比較文學的角度提出他的看法。有鑒於他的學術背景和立論前提，陳國球教授叩問：所謂「中國抒情傳統」可有西方影響的因素？何以既然立足現代，這一傳統卻似乎將中國現代文學「包括在外」？抒情傳統果真是其來有自，源遠流長，還是陳先生在現代的發現，甚至是一種（充滿抒情懷抱的）發明？
陳國球教授近年的系列著作，從西方漢學重鎮普實克對中國現代文學「抒情的」和「史詩的」的分析到胡蘭成四五十年代的文化評論，從林庚的文學史到高友工的「抒情美典」研究，不但為中國文學研究提出了典範性的議題，也促使我們對「五四」以來有關抒情的範疇和意義的討論重新展開評價。
在陳教授與我合編的選集中，魯迅與朱光潛的辯論，朱自清、聞一多的研究，方東美、宗白華的美學建構，沈從文的「抽象的抒情」等因此浮出地表。與此同時，西方漢學重鎮普實克在五十年代已對中國現代文學「抒情的」和「史詩的」對話關係也引起注意。這些聲音代表革命、啟蒙之外，中國現代性表述的另外一個脈絡。也因為有了這些聲音，陳世驤先生之後的種種中西論述才更有了傳承意義。陳國球教授承先啟後，未來對抒情傳統的研究必須始自他對這一傳統的再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