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明《柯慶明論文學》
柯慶明教授是台灣地區中國文學界的傳奇。自一九六四年以第一志願考入台大中文系以來，柯慶明堅守崗位超過半個世紀。這期間他見證台灣中文學界的世代更迭，也參與研究、教學典範的轉換。他何其有幸，曾經師從當年渡海來台的名家如屈萬里、台靜農、廖蔚卿等，成為古典文學香火的傳承者。他又何其有緣，得以和現代文學新銳如白先勇、葉維廉相往還，因此共同奠定台灣現代主義的基礎。台灣中文學界「抒情傳統」的建立和發揮，柯慶明是關鍵人物；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台灣文學研究興起，他是最熱情的倡導者。當代台灣中國文學界論腹笥之寬闊、關懷之深遠、人脈之豐沛、問學教學之認真，柯慶明教授堪稱首屈一指。
這些年來柯慶明教授著述不輟，早有多部專書問世。從《境界的再生》到《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再到《台灣現代文學的視野》，無不顯示他治學的多重興趣。新作《柯慶明論文學》一仍他博雅沖和的精神，探討古典與現代文學的種種面貌。全書共分為三輯，分別題名為《理論篇》《評論篇》《讀書篇》，共二十九篇論文。柯教授謙稱此書將過去未曾正式出版或曾經刊行但已絕版的述作熔為一爐，未嘗有系統可言。事實上這些文字一經整理，不但體例儼然，而且凸顯他多年治學思辨的軌跡，很可以作為後學者效法或對話的範本。
此書至少有三項特色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文章選自柯教授不同時期對文學的思考，從本體論般的大哉問如「什麼是文學」「什麼是文學批評」，到針對特定文類、作者的應用批評，不僅顯示作者的博學和多聞，也點出時間流變中不變的堅持。第二，這些文章力圖跨越古典與現代、考證與批評、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分界，形成多音復義的實驗。柯教授的嘗試我們今天也許習以為常，但在當年中文系和文學院相對保守的語境里卻是極富創意的挑戰。第三，誠如柯所強調，文學創作與賞析是人文活動的極致，不論是對作品指涉的人物情境，或是對評論文字所致意的對話對象，都是「此中有人」。他念茲在茲的是文學所煥發的倫理意向和呈現。近年西方學界結構解構狂潮之後，重新轉向倫理學研究。柯慶明教授的文學論評因此更有歷久彌新的意義。他的關懷無他，就是叩問：文學為何？文學何為？
此書最令人矚目的應是第一輯《理論篇》。這一輯中柯慶明教授追本溯源，對文學的本體做出定義。前五篇所觸及的五項問題，談文學，文學史，文學作品與精讀，文學傳播與接受，文學批評。《談文學》開宗明義，強調文學是以文字為媒介的審美活動。但不同於其他藝術形式，文字本身已是承載意義的符號體系，發為文章，形成綿密複雜、虛實互動的表意體系。這一體系一方面指向特定時空生命經驗，一方面引導我們跨越時空，形成對「生命的沉思」「生命意義的高度自覺」。此與西方柏拉圖所建構的模仿/真實的二分範式極有不同。究其極，文學的美感意識必須在倫理關係的開合中完成。傳統謂「體物」與「緣情」為文學之兩端，柯慶明則在其中看到兩者相與為用的關係，以生命意識的證成為依歸。
循此，柯教授對文學史的看法亦別有所見。一般以文學史不外累積、敘述文學流變現象，以經典、大師、時代做出進化、遞降、循環的史觀。但文學史畢竟不只是歷史。如果上述文學的定義有其道理，由文學所敷衍、形成的歷史就不能忽略文字表象、會意的中介意義。正因為文字「體物」「緣情」所構成的網路如此綿密，文學不能為歷史主義的一時一地所限，而必須「原始以表末」「通古今之變」。同樣，文學史的時間也就不能以簡單的進化、退化或循環的公式理解，而必須是「文心」在文本內外顯與隱、正與變的綿延過程。在這層意義上，他心目中的文學史其實是反（西方定義下的）歷史時間表的，但也是最具有「原史」意識的。
這裡的關鍵當然是柯教授對文學的「文」的理解。眾所周知，「文」的觀念其來有自，意味圖像符號，典章學問，想像修辭，文化氣質，乃至文明呈現。我們今天所接受的以審美為基礎的文學學科，其實遲至一九〇四年才出現在中國學制里。柯慶明長期浸潤古典文學教養，同時對現代文學深感興趣，因此折衝在廣義與狹義兩種不同文學定義間，特別能顯示他兼容並蓄的努力。現代文學理論多以西學是尚，柯慶明在理解西學前提下，特彆強調古典的現代性。他以《詩經》《楚辭》到《文心雕龍》等例證，質疑「模仿論」或「表現論」作為理解詮釋中國文學的唯一範式。他力求回到中國文史語境找尋資源，用以作為與西方對話的基礎。
於是在《談文學作品的精讀》一文中，柯慶明教授從「新批評」細讀文本出發，卻強調文字形式只是「一個藝術經驗，而不只是經驗的構造」；「文學，就一個完整的經驗論，它的歷程應該是連續不斷」。而所謂經驗不僅是具體實證的，也是心有靈犀的；不僅是文本互涉的，也是知人論世的。在《談文學傳播與接受》里，他更進一步發揮此一想法。這篇論文從翻譯談到傳播，指出西方二十世紀「語言學的轉向」其實局限語言為形式主義的元素，未必能呼應文學流通的多層意義。柯慶明提出物、象、意、境四重方式，用以和西方理論對話；他指出言、意、象的指涉關係「並不對等或直接反映或反射，所以只有通過『尋』『觀』的搜尋跳躍（因而也就是超越）才能進入」。或有同行以為這仍不脫古典印象批評的風格，但當柯以此與結構主義的傳播理論互相對比，我們猛然理解他的用意不再是恢複國粹，恰恰是在「尋」「觀」的過程中，他將中學與西學的論辯提升到另一層次。以此，他印證《略論文學批評的本質》中所謂，文學是一種人作為主體存在的知識創造，而文學批評即是這種知識的再創造。
以上這五篇論文涵蓋文學本質、創造、閱讀、傳播各層面，論述細緻，思慮周延，可以看作是柯慶明教授多年文學理論的總結。更具宣言性的論述則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弁言》。這一叢刊其實脫胎於《現代文學》所發表的文字。柯慶明指出文學作品固然有其所屬時代的歷史性，但更重要的卻是體認它所具有的「永恆的當下性與同時性」：
文學的本質，歸根究底……就是一種藉語言表現所反映的特殊情境下的生命意識。因此，「文學自身」的研究工作，永遠必須針對作品的語言表現所反映的，特殊情境下的生命意識的興發、感通、覺知。
在中文系以章句訓詁是尚的傳統里，這一立場的突破性可想而知。而柯立論的源頭應該是由陳世驤、高友工先生從二十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末引入的「抒情傳統」觀念。
陳世驤、高友工兩位先生的理論背景不同，前者延續三十年代傳到中國的形式主義美學，後者則步武分析哲學、結構主義的信條。但殊途同歸，他們都企圖打破西方文學批評局限，重勘古典文學思想的新意。對他們而言，「抒情」不僅直陳詩歌文類之一種，也延伸為審美風格、文化語境、生命情景的思考與銘刻。陳、高兩位的立論在彼時中文學界帶來一股維新風潮，影響至今不息。相對大陸學界輾轉在革命、啟蒙論述里，台灣地區學界從抒情入手，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文學觀。尤其在柯慶明細緻的分析里，抒情起自感興，繼而緣情、體物，詩史互涉，終而與天地宇宙共鳴。抒情的極致，是柯所謂的「同情」：「生命彼此內在深處的相同，所生髮的共同存在的感覺與意識」（《論詩與詩評》）。這是文學由審美、倫理層面上升到形上層面的最佳示範了。
二十世紀末後學當道，先是後現代主義解構人文標誌，繼之以後殖民主義打倒帝國權威。後學的貢獻不可小覷，但一旦成為人云亦云的切口或招式，仍失之偏頗淺薄。畢竟文學或文學批評之所以存在，不只是作為解構質疑的遊戲工具或是苦大仇深的控訴管道；前者的玩忽和後者的義憤只有在更寬厚的論述里才能充分發揮其辯證能量。「同情」的詩學之所以值得我們繼續探討，因為同情的「情」不僅是七情六慾，也是生命特殊存在的樣貌（情景交融），更是具有超越面向的道理或意圖（盡得其情）。同情不是簡單的人道主義姿態。柯顯然認為唯有「情」的多元性及能動性才滋生了引譬連類、綿延不絕的文學——以及生命倫理——實踐，而不必僅是哲學或政治的附庸。當代西方理論正面臨何去何從的困境，柯慶明的「同情的詩學」源自古典而又和當代情境息息相關，大有繼續發揮的餘地。
《柯慶明論文學》在理論辯難之外，有大量的篇章實踐作者的思想和立場。如他對謝赫六法、「氣韻生動」的解讀，對西方悲劇英雄的中國式回應，都是他以抒情詩學為基準，延伸而出的「同情」的詮釋。但是在他對師長文友作品的評點過程中，我們得見他如何將文學批評的倫理和審美雙重能量，發揮得淋漓盡致。他讀朱西寧的《鐵漿》，以細緻的文本細讀始，而以對天地不仁的感懷終，在在顯示他對文學作為思考生命的方法。而他對台靜農先生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