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英哲《漂泊與越境》
二十世紀東亞紛擾動蕩，國家之間的關係尤其錯綜複雜。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台灣經過半個世紀日本殖民統治，重回中國懷抱。但台灣的收復只是世紀中期另一波東亞政治史的序曲。國共內戰，「二二八」事件，以及國民黨撤守台灣必須在更大的歷史脈絡里理解。從東西冷戰到包括美軍駐日，無不牽一髮而動全身。
在這個時代里的中國人——以及華人——如何找尋定位，因此成為艱難的挑戰。所謂定位，不僅限於國籍認同和意識形態的歸屬，也包括社會關係的重整，文化脈絡的清理，以及自我主體的安頓。更重要的，因為時代動亂，許多人投入流亡、漂泊和跨境的境況，做出種種無奈或隨機選擇。這些選擇不再能以簡單政治論述歸納，而必須由識者以豐富的史料、有情的眼光做出細膩描述。
《漂泊與越境》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作者黃英哲教授是旅日多年的知名學者，目前任教愛知大學。黃教授專治中日文學交流史，對戰後台灣地區的文化轉型尤其有精深研究。專書《「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堪稱台灣史的第一本有關戰後文化重建的專著。黃教授根據大量一手資料，探討戰後初期台灣行政部門對教育制度、國語政策、文化傳播的種種措施，並思考因此產生的社會反應及政治後果。戰後台灣夾處在殖民現代性、民族主義以及本土情懷之間，確是探討後殖民現象的重要教材。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從制度史面觀察台灣地區在二十世紀中期的文化轉型，《漂泊與越境》則更進一步，叩問置身其間的個人何去何從。當此之際，曾經奔赴祖國大陸的台灣子弟有了不如歸去的感嘆；三十年代的左翼同路者竟輾轉來到這裡；留日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島上經歷一場或去或留的鬥爭；有待遣返的日本人卑屈地為戰後中日關係裝點門面。這些文化人的經歷有的驚心動魄，有的不堪聞問。他們以各種文本——自傳或日記，小說、戲劇或雜誌——留下珍貴記錄。一個甲子之後讀來，在在要讓讀者感嘆世事多艱，個人生命的流離顛簸，紙上文章哪裡可以道盡？
《漂泊與越境》共分為四輯，《故鄉與他鄉》《文本越境·意義再制》《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以及《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以個案方式描述這段時期文化人的歷程。《故鄉與他鄉》介紹深受「五四」洗禮的張深切的啟蒙、革命歷險，以及戰後回歸台灣地區，重起爐灶的過程。與張相對的則是較不知名的楊基振。楊在日本接受教育，之後赴偽滿洲國工作，戰後曾滯留華北，最後返台。正因為楊不屬於文化圈，他在東北、華北所見所聞才更為彌足珍貴。張、楊身份每每成為焦點。然而峰迴路轉，張深切後成為台灣戰後話劇電影業的先驅，楊基振更與理想共相始終！這樣的轉折，應是黃教授著墨致敬的所在。
《文本越境·意義再制》是本書最耐人尋味的部分。黃教授以魯迅名篇《藤野先生》與陶晶孫的日文創作《淡水河心中》兩個文本，討論語言翻譯、文本流通與意義生產過程的糾結。終戰初期，待遣返日僑發行雜誌《新聲》，選刊《藤野先生》，重新打造日中關係。唯此作以摘錄形式發表，文本的刪節編輯意外引發如何詮釋魯迅——以及如何詮釋魯迅透射出的中日歷史經驗——的路線之爭。《淡水河心中》則是由彼時任職台大醫學院的陶晶孫根據一樁殉情案寫成。陶在日本成長接受教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是「左聯」成員，戰後來台，未幾重返日本。《淡水河心中》所取材的殉情新聞在五十年代初轟動一時，陶的改寫有意無意間引發官民、族群、性別、語言、媒體重重權力關係運作。戰後台灣地區社會文化的複雜度亦由此可見一斑。
《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的焦點是「五四」文化人許壽裳。許為魯迅摯友，戰後應陳儀之邀來台參與文化重建，主持台灣「編譯館」。許的任務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事實卻遠較此複雜。許早年留日，深諳日本近代學術成績，因此在台灣「編譯館」任內留用日籍學者，延續了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研究傳統。除此，許呼應魯迅精神，將戰後重建工程導向中國國民性改造，因此與當局意識形態產生嫌隙。許壽裳在一九四八年因他殺而客死異鄉，他在台灣的工作也功虧一簣；他所示範的兼容並蓄的精神，求諸今日，反而不可復得。
本文最後一輯《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分析施叔青寫於香港回歸前的「香港三部曲」。與前三輯相比，本輯在歷史時間與文本選擇上可能稍顯突兀。黃教授的用意應是藉此喻彼，以香港故事以及作者遊離歷史、文本內外的立場，對照台灣的歷史經驗。香港的故事完而不了，是否正投射台灣的故事也是仍待繼續？千絲萬縷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凡此都需要論者以更包容的態度，更細膩的批判方法來面對。
《漂泊與越境》投射的空間格局極為繁複。帝國與殖民地，祖國與家鄉，世界冷戰布局與東亞地區嬗變此起彼落。穿梭各地的文化人面臨各種政治勢力的角力，也必須不斷改造身份、文化與政治認同的關係。黃教授無意迎合時髦的後殖民、再殖民理論，也不汲汲於轉型正義口號。他理解離散與漂泊所帶來的創傷，但更認為這一課題不必局限在控訴或撇清的無盡循環里。在檢視歷史的同時，他思考「人生實難，大道多歧」的意義，從而理解越是亂世，越有思辨文化建設的迫切性。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必須從文化脈絡中理解並反省自己——與他者——的執著與盲點。用黃教授的話來說，大變動「同時也是文化重組與再生產的時代，從語言的多樣性、文化的混雜性，乃至翻譯著作的多版本」都帶來新難題，也帶來新的契機。張深切、楊基振、許壽裳、陶晶孫，無不皆然。
黃教授全書以陳蕙貞的例子作為開場，因此特別值得我們深思。陳蕙貞祖父因參與「西來庵事件」而死，父母輩卻與日本有不解之緣。陳本人生於日本。陳父是「左傾」民族主義者，熱愛中國，戰時卻避居日本，後返台，歷經「二二八」事件終於率全家回到大陸。輾轉日本與中國，一九四六年陳蕙貞出版《漂浪的小羊》，年方十四。這是吳濁流《亞細亞孤兒》外，現代台灣文學另一重要源頭。陳家幾乎經歷所有現代中國的激情與災難。陳蕙貞多年廁身中國廣播業，晚年卻在日本成就中日文化交流事業。
任何一種自命清潔的國族主義論述都容不下陳蕙貞這樣的遭遇。但也唯其如此，陳更體現同代人不凡的嚮往和挫傷，以及台灣現代經驗重層的、移動的複雜性。黃教授以陳的例子作為《漂泊與越境》論述的起點，無非說明面對歷史我們所必須持有的悲憫態度，並以此作為思辨何為正義的開端。
當代台灣又面臨新的一輪歷史挑戰，在各種糾結中，《漂泊與越境》這樣著作的出版可謂此其時也。黃教授的研究提醒我們不同立場的局限性，並且暗示如果二十世紀中期的文化人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中，猶能形成各種跨越畛域的可能性，當代知識界就更沒有作繭自縛的必要。我認同黃教授的觀點，謹志數語，聊表個人對他多年治學的敬意。
二〇〇〇年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我接到日本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的訪學申請。此前我與黃教授並不相識，但有感背景相同以及他問學的熱誠，因此歡迎他的來訪。
黃教授次年來到紐約，正好撞上「九一一」事件，其他遭遇又接踵而來。那些日子的甘苦，黃教授恐怕始料未及。但也因此我們成為好友，加上同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客座的廖炳惠教授，那真是難忘的紐約一年。
黃教授旅居日本多年，處理漂泊與跨境這樣的題目，想來不乏感同身受之嘆。他筆下人物的哀樂歌哭也觸動了我們，因為我們從中看到生命的不得已與韌性。黃教授的領域橫跨中日，他治學有日本式的細膩認真，又不乏個人風采，而他處理的時代如此錯綜複雜，尤其見證他個人歷史關懷的深刻與周延。我們期望看到他更多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