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
南中國海方圓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公元前三世紀就已進入秦帝國的版圖。中古以來，這塊海域上貿易航線大開，各種文明來往交織。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海峽，此後四百年歐美殖民勢力入侵，無所不用其極。與此同時，中國人——商旅和苦力、使節和海盜、亡命者和革命者——絡繹於途，帶來更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從馬來半島到菲律賓群島，從中國香港到爪哇，超過三千五百萬華裔在此落地生根，形成廣義的南洋文化。
這是高嘉謙教授專著《遺民、疆界與現代性》的背景，全書的焦點則集中於十九紀末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十八世紀以來東南沿海華人移民海外已經蔚為風潮，乙未割台、辛亥革命，以迄抗戰軍興更讓許多別有政治、文化懷抱的士子文人也參與了這一行列。他們四處漂泊、流寓他鄉，成為現代中國第一批離散知識分子。那是怎樣的情景？康有為、丘逢甲、丘菽園、許南英……南中國海一艘又一艘的船上，我們可以想見他們環顧大海，獨立蒼茫的身影。
比起當時絕大部分南下的華人，這批行旅者曾經接受正宗傳統教育，對時代的劇變因此有更敏銳的感觸。不論維新或是守舊，他們一旦被拋擲在故國疆域之外，自然有了亂離之感。而當他們將這樣的情懷付諸筆墨時，他們選擇古典詩詞作為書寫形式。面向一個充滿驚奇與嬗變的世界，他們頻頻回首，感時傷事，因此有了朝代的——也是時代的——遺民姿態。
在名為現代的世紀里，我們要如何處理這群文人的位置？高嘉謙的專書提出了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如果新的世紀以梁啟超所謂的「新民」作為動力，這些「遺民」也可能帶來新意么？他們是時代的落伍者，還是主流的挑戰者？民國建立以後，主權、領土、疆界和國家論述興起。這群文人遠走國境南方以南，他們的離散書寫如何指向一種家國以外的空間想像？更重要的是，這些文人以舊體詩詞作為創作依歸。如此，他們的作品還能稱為新文學么？橫貫在這些問題之下的，當然是中國現代性的巨大挑戰。
一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是當代中文學界第一部處理這些問題的著作。全書共分為八章，討論遺民漢詩、南方離散，與現代文學的複雜關係。開宗明義，高嘉謙對近代遺民譜系重新做出考察。就傳統定義而言，遺民泛指「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遺民傳統可以上溯到周代，宋元以後形成有體系的論述。是在明清世變之際，「遺民」才陡然成為重要的政治選項，甚至延伸為一種獨特的主體意識、生活方式、論述場域。遺民遙念前朝，不勝黍離麥秀之姿，但在他們保守的政治立場之下，卻藏有舍此一步、別無死所的激進心態。這樣的心態一般謂之忠於正朔，但有鑒於明清之際主體思潮的轉變，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是忠於自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清遺民「一意孤行」的荒謬性和戲劇性，已經帶有淡淡的現代色彩。
遺民的本義，暗示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遺民意識因此指向事過境遷、悼亡傷逝的政治、文化立場。但高嘉謙提醒我們，明末清初朱舜水東渡日本，沈光文寄寓台灣一地，他們將前朝故國之思帶往外地，因此將「遺民」意識的範疇從時間的錯置延伸為空間的位移。這一轉變其實和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若合符節。有清一代的海外政策儘管時緊時松，海疆的動蕩已經不是遠在北方的朝廷所能掌握。清室覆亡前後，有志之士「乘桴浮於海」不再只是抽象的寄託，而成為實際行動了。
是在這樣的認知下，高嘉謙展開了他的論述。書中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輯《從台灣、廣東到香港》處理傳統定義的中國南方邊境的個案，包括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丘逢甲輾轉廣東、南洋的行止；台灣被日本佔領後，在地文人王松、洪棄生等人去留、仕隱的決定；香港文人陳伯陶等在英國殖民治下，對宋代宗室遺民地景的發現——或發明。第二輯「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處理南方以南的南洋如何成為遺民「現場」，包括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遠走新、馬的始末；新加坡名士丘菽園所形成的星洲風雅傳奇；台灣文人許南英漂泊南洋、客死印度尼西亞的悲劇。
我們不難看出高嘉謙的用心：他筆下的遺民從嶺南、台灣、香港一路南下，跨越南中國海、馬來半島。這樣的動線以往的遺民論述未曾得見，而所謂的「遺民」定義因此也有巨大改變。丘逢甲乙未後棄守台灣，康有為戊戌政變後流亡海外號召勤王，王松、洪棄生在台灣與日本殖民勢力周旋，陳伯陶在英國殖民地香港遙望宋朝遺民，丘菽園定居新加坡，許南英客死荷屬印度尼西亞。這些文人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從清代到民國、從宋代到明代宗室、從嶺南到閩南文化——表達他們的故國之思。由此形成的多元、分歧遺民屬性在在暗示以往的論述已經不足以應付二十世紀初以來的劇烈變動。
更何況在此之上，高嘉謙筆下的遺民必須面對西方和日本所代表的異國的、進步的政經、文化與知識衝擊。比起前朝那些仍能夠遙望正朔、涕泣不已的遺民，丘逢甲等人無不顯示一種更根本的存在危機。「我們回不去了」，這些人最終的憂鬱來自一種面對時空斷裂，不知何所來、何所之的本體空虛。他們是「現代」的「遺民」。
「遺民」之外，高書另一重要命題是「疆界」。學者如葛兆光教授等早已指出，中國傳統地理觀念強調「疆域」而較輕「疆界」（《歷史中國之「內」與「外」——有關「中國」/「周邊」概念的再澄清》）；後者的定義其實與現代國家的興起息息相關。疆域不只是土地的統領，也是文化上華夷之辨的判准，而疆界首先強調國與國之間的邊界劃定，以此作為主權的空間界限。一六四八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交戰國簽訂《威斯特法利亞條約》，明定國家基本結構和疆界，開啟我們今天熟悉的國際體制。與此同時，歐洲列國又大肆展開世界殖民行動，南中國海周圍恰是兵家必爭之地。
中國被迫進入這一國際舞台已經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事。天下漸遠，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浮出歷史地表，而國家疆界齟齬每每在列強壓境下凸顯。而中國以南，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南洋多為歐西殖民勢力侵佔，但在千百萬華裔移民或過客心中，南洋的地理卻另有意義。他們藉由文化、宗族和經濟的紐帶，將渺遠的唐山化為一處處在地的「現場」，竟然也形成無遠弗屆的疆域——一種本尼迪克·安德森所不能想像的「想像的共同體」。
而在高嘉謙所處理的精英社群里，文人彼此更經過漢詩寫作與流傳，打造同情共感的知識和感覺結構。不論抒情言志或是採風酬庸，漢詩的持續力歷久彌新。高嘉謙的重點則是，對於流亡或離散海外的孤臣孽子，漢詩縝密封閉的程序成為彼此不期然的通關口令。漢詩和「遺民」兩者之間產生互為表裡的關係。但如上述，新世紀的海外「遺民」快速移動在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地理現場，因而帶來始料未及的現代意義，那麼海外漢詩流轉在多變的語境和傳布媒介間，是否也投射了中國國境內無從想像的新視野？「華夷之辨」挪到「遺民」與移民的語境，複雜性更無以復加。
如果《威斯特法利亞條約》之後的國際地理由主權國的疆界來決定，那麼跨越疆界的遺民和跨越疆界的漢詩所形塑的多重空間，就有了始料未及的顛覆意義。准此，高嘉謙介紹了精彩的個案。乙未割台後，台灣四位詩人做出四種選擇：丘逢甲內渡，另起爐灶；洪棄生株守彰化故園，以棄民自況；王松徘徊多地之間，終與日本殖民政權妥協；許南英為謀生計，遠走南洋。他們出入民族的、國家的、文化的，以及詩歌的疆界，他們的詩作也反映同樣的移動軌跡。另一方面，丘菽園出生於福建，幼年赴南洋，最終定居新加坡，因緣際會，成為星洲詩壇盟主，與他往還——或神交——的名士包括康有為、丘逢甲、許南英等。二十世紀初海外漢詩流動之頻繁，由此可見一斑。
二
二十世紀儘管新文學當道，舊體詩的命脈其實不絕如縷。九十年代以來拜「重寫文學史」運動之賜，現代舊體詩的研究浮出地表，時至今日，已經蔚然成風。二〇一四年學者齊聚德國法蘭克福，發表《法蘭克福宣言》，為現代舊體詩正名。即使如此，學界對這一文類的定位仍莫衷一是，或謂之封建傳統的迴光返照，或謂之騷人墨客的附庸風雅，或謂之政治人物的唱和表演。
如果我們按照新文學史公式，視現代文學發展為單一的、不可逆的、白話的、現實主義的走向，舊體詩聊備一格、每下愈況的特徵就愈發明顯。但文學史不必是進化論、反映論的附庸。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如果可觀，理應在於不必受到任何公式教條的局限。舊體詩只是傳統詩詞籠統的統稱。十九世紀以來，從文選派到同光體，從南社到櫟社，從丘逢甲到呂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