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義教授《百年舊詩，人文血脈》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已有百年歷史，各種新文類的生產與評估也蔚為大觀。但回顧歷來文學史的理論和實踐，古典體制的詩詞創作顯然是最被埋沒的領域。一般論者不僅對其視而不見，甚至引為反面教材，作為「現代」文學的對比。這樣的文學史觀在近年有了改變。隨著新舊材料的重整，我們逐漸理解儘管「五四」以來白話「新文學」佔據主流位置，舊體詩詞書寫唱和續存在。不僅如此，在許多歷史關鍵時刻，舊體詩詞見證嬗變、銘刻憂患的能量遠遠超過任何以「新」為名的文類。回顧百年文學流變，我們的首要挑戰就是重新思考舊體詩詞如何介入文學現代化歷程，並且召喚一種有別於「革命」「啟蒙」的文學典範。
夏中義教授新作《百年舊詩，人文血脈》示範了這樣的嘗試。這本書重審現代舊體詩及詩學大家如王國維、錢鍾書、陳寅恪、葉元章等其人其作，也著墨新文學健將如文學革命大將陳獨秀、九葉派成員王辛笛等「推新復舊」的來龍去脈。更有意義的是，本書以清末民初大畫家吳昌碩開始，以「五百年來第一人」的張大千結束，思考中國文人傳統中詩書畫同源的時代意義。夏的文字夾議夾敘，既不乏細讀文本的功夫，也透露個人詠史抒情的風采。究其極，他有意藉此叩問中國詩歌傳統最古老的命題——詩言志——的當代意義。
一
二十世紀儘管新文學當道，舊體詩的命脈卻不絕如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拜「重寫文學史」運動之賜，文學研究者對現代舊體詩的研究浮出地表。但各家對這一文類的定位莫衷一是，或謂之封建傳統的迴光返照，或謂之騷人墨客的附庸風雅，或謂之政治人物的唱和表演。如果我們按照文學史公式，視現代文學發展為單一的、線性不可逆的、白話的、現實主義的走向，舊體詩聊備一格、每下愈況的特徵就愈發明顯。
但這類詮釋至少遮蔽了以下事實。首先，文學史不必是進化論、反映論的附庸。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如果可觀，理應在於不必受到任何公式教條的局限。但「史」與願違，論述文壇的眾聲喧嘩只是願景。即便如此，舊體詩獨樹一幟、傳誦不輟的事實必須受到重視。既然這一文類在過去百年呈現豐富面貌，我們就必須視其為現代文學的有機部分。
其次，舊體詩只是傳統詩詞籠統的統稱。十九世紀以來，從文選派到同光體，從《人間詞》到《雙照樓詩詞稿》，從南社到櫟社，從呂碧城到郭沫若，從毛澤東詩詞到紅旗歌謠，舊體詩體制多元，題材有異，書寫主體、傳閱的位置也大相徑庭。換句話說，在文學現有的單向時間表下，我們往往忽略了「現代」這一場域如何提供了「共時性」的平台，讓舊體詩呈現前所未見的多聲歧義的可能。這其中的互動絕不只是新舊之爭而已，而是現代性種種難題的又一對話或交鋒的場域。
除此，新文學的倡導者，尤其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多半接受不同程度的古典教育。一九四九年後現代文學史興起，論者囿於根本的世代差異，以今視昔，容易忘記舊體詩其實是一代文人知識分子養成教育的重要部分。不論是魯迅還是毛澤東、郁達夫或是沈從文，都展現他們與古典的淵源。舊體詩的熏染可以造就「骸骨迷戀症者」，也可以鑄成「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摩羅詩人。馮至頌讚杜甫，艾青師法白居易，現代史的旋律里總也不乏傳統回聲。
這一觀點引導我們再思舊體詩的「詩」在傳統中國文明裡的意義，無從以學科分類式的現代「文學」所簡化。作為一種文化修養，一種政教機制，甚至是一種知識體系和史觀，「詩」之所以為詩的存有意義遠非現代定義的詩歌所能涵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文人學者衝刺於啟蒙和革命陣仗之餘，驀然回首，卻每每必須寄情舊體詩的創作或吟誦，彷彿非如此不足以道盡一個時代的「感覺結構」。恰恰是現代文人對舊體詩的迎拒之間，有關中國「人文精神」存續這類的辯證陡然變得無比鮮活。而海外「漢詩」在二十世紀所形成的強大脈絡，更為辯證增添了空間向度。
必須強調的是，以上論點無關復古主義，而更指向米歇爾·福柯式的「知識考掘學」。據此，舊體詩的式微不應僅只是「封建文學」的宿命，而成為一個文明危機——或轉機——的徵兆。王國維嘗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舊體詩未來如何我們無從置喙。但既然新文學包含傳統風格的元素，我們就必須實事求是，正視其間重層板塊的撞擊和變動。舊體詩詞的特色，無論是陳陳相因的頹廢自戀，或是「於無聲處聽驚雷」般切中時代要害，同樣值得關心。現代文學一向以除魅為號召，但除魅之外，招魂的工作更為艱巨。而這也就是夏中義教授新書的用心所在。
二
《百年舊詩，人文血脈》是部有相當個人風格的著作。此書雖謂「百年」，並未隨俗對舊體詩詞的發展做地毯式梳理。一般想像的典型人物，像懷抱遺民情結的陳三立、朱祖謀，出入政治的郭沫若、柳亞子，或新文學的舊詩好手如郁達夫、魯迅等，也沒有出現在作者的譜系裡。夏中義另闢蹊徑，標舉吳昌碩、王國維以降等九位詩人作為貫穿論述的範例。這些詩人里，王國維、陳寅恪等也許並不令人意外。但夏引入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陳獨秀，或原以現代詩知名的王辛笛，就必須讓我們仔細思考他的論述邏輯。他念茲在茲的是中國「人文血脈」的賡續問題，而他以舊體詩人作為研究方法。
現代中國文學的興起與感時憂國的情懷息息相關。梁啟超倡導詩界文界革命，魯迅嚮往「新聲」，無不希望藉由新文學改造中國，改寫歷史。白話文類應聲而起，曾被視為最能顯現真實、進而加速「現代」大計的形式。然而曾幾何時，這樣的新文學論述有了左支右絀的裂縫。新文學面臨挑戰。
二十世紀的文學史原本就是一部沉重的歷史，現代文人每每無言以對。反倒是舊體詩人調動龐大的隱喻典故系統和修辭技巧，將史識深藏在表面文章之下，因此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言志緣情，嬉笑怒罵，其中針砭時弊的鬱憤、感時傷事的沉痛，種種曲筆盡在不言之中。這一龐大的隱喻系統自然有待後之來者的詮釋解碼行動。論中國版的「潛在寫作」，舊體詩歌的寫與讀當之無愧。
但如果我們只汲汲於舊體詩人潛在寫作的政治意義，未免仍有其局限。詩史互動原來就是中國文明的基礎之一，而夏中義教授更要強調的是詩史的現代意義。在現代性風暴將中國文明遠景摧折得四分五裂之際，舊體詩提醒我們在現實的瓦礫之下，仍有更龐大的時間、知識和情感符號體系可以作為參照或反思的資源。舊體詩有其抱殘守缺的一面，但也從不乏厚積薄發的一面。當未來的發展看似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之際，甚或顯現走投無路的可能時，舊體詩人以退為進，從歷史無比繁複的來時之路定義現在，譬喻未來。他們因此為另類現代性投射複雜動線。「史亡而後詩作」這類古典觀念，也因此有了新的詮釋。
王國維一九二七年的自沉事件是現代中國文化史和精神史重要的轉折點。作為《人間詞》和《人間詞話》的作者，王不僅是詩（詞）人，更是現代詩學的肇始者之一。王的守舊政治立場迨無庸議，他的自沉卻引來眾多說法。是陳寅恪排除眾議，謂詩人之死非為一家一姓之故，而出於對神州的巨大憂傷。陳所謂的「神州」與其說是政治地理的指涉，不如說是文化命脈的總稱。而其結晶就是以「詩」為名的文化。而王國維之不得不死，恐怕正是心憂詩、史俱廢，帶來文明掏空的危機。王的自沉有其激烈面，代表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抉擇。
彷彿有意在史/詩互動的辯證里找出王國維的對立面，夏教授另以專章討論陳獨秀的舊體詩。陳一生的大起大落早有評論，但夏從其人與舊體詩的因緣看出歷史弔詭。作為革命文學健將，陳在「五四」前後激烈反對傳統文學，首當其衝的當然包括舊歌。但夏指出陳一生不乏舊體詩作，恰巧分布在生命前期（一九〇三至一九一六）和後期（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陳中期意氣風發之際，自然對所欲革命的對象視若敝屣。但舊體詩作為一種教養或一種抒情言志的方法，畢竟在陳一輩人中根深蒂固。陳晚年賦詩遣懷無疑揭露傳統在他身上去而復返，也更說明他所倡導文學革命論的不足。
胡適、陳獨秀等倡導白話文學革命，對中國的現代化設計功不可沒。但他們想像言文合一的透明關係，以及白話作為文明進化的表徵，卻將歷史化為簡單公式。恰是因為陳龐大的歷史身影，他歷經革命考驗和牢獄之災後回歸舊體詩就有象徵意味。我們不禁要問：陳晚年的選擇是返璞歸真，還是自甘保守？是從面向未來改為瓦爾特·本雅明所謂「退向未來」，或是勇於面對白話文學史論述和實踐「有效性」的巨大裂口？
「干戈今滿地，何處著孤身？」千帆過盡，陳獨秀或許終於理解現代之路千頭萬緒，白話文類畢竟難竟其功。陳獨秀的問題不是個案，而是許多奉新文學之名的文人、知識分子共有的經驗。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