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樹《論嘗試文》
黃錦樹任教台灣「暨南國際大學」，定居埔里鄉下將近二十年。埔里山明水秀，但位於地震帶上，平靜的地表下總醞釀著板塊震動。在隱喻層次上，這也似乎是黃錦樹與台灣中文學界關係的寫照。
中文系的世界溫良恭儉，一派風和日麗，黃錦樹卻每每意識到——甚至讓自己成為——這樣風景下的不安。他治學的才華有目共睹，但他犀利的批評風格，對人對事的「不夠世故」，也引起不少忌憚。儘管如此，我依然認為黃錦樹是當代最有問題意識，也最具論述能力的學者之一。
在論述場域里，黃錦樹所致力的議題包括馬來西亞華語文學與中國性批判、當代台灣地區小說評論、晚清文學與知識譜系研究、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辯證等。近年他的注意力轉向「文」的現代性和「抒情傳統」問題，以及散文與小說虛構的倫理意義。這些論述有如不同板塊，在黃錦樹的筆下相互撞擊，散放出巨大能量。在此之上，他作為小說創作者的經驗，以及在台馬來西亞華裔的身份，更為他的評論平添緊張向度。
一九九六年黃錦樹在吉隆坡出版第一本評論集《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引起馬華文化界一片嘩然。對黃而言，馬華文學傳統恆以中國性的追求為前提。但在緬懷神州文化、遙想唐山遺產（華人華僑稱祖國為「唐山」）的過程中，「中國」早已被物化成為一個著毋庸議的符號。這一「中國」符號內蘊兩極召喚：一方面將古老的文明無限上綱為神秘幽遠的精粹，一方面又將其化為充滿表演性的儀式材料。折衝其間，馬華主體性往往被忽略了。黃撻伐前輩的中國情結，批判「五四」寫實主義，質疑中文純粹性。如何體認中文及中國在馬華族群想像中的歷史感和在地性，是他念茲在茲的問題。
彼時黃錦樹年輕氣盛，思辨每有過猶不及之處。然而他對馬華文化存亡的危機感，對文學「作為方法」的期盼和焦慮，還有他自身的漂泊意識如此深沉，不由得我們不正色以對。近年華語語系研究興起，學者四齣找尋例證，才發現黃錦樹其實早已默默開風氣之先了。與此同時，黃錦樹致力實用批評，對當代作家從朱天文、朱天心到王安憶、郭松棻等都有精彩細讀。他也開始思考有關這些書寫的「文」的問題——文字技藝、文類屬性、文體風骨、文化氣質等。《謊言與真理的技藝》《文與魂與體》等書都是極為精謹的著作。
黃錦樹對文學寄託既深，發為文章，亦多激切之詞。另一方面，他又充滿對病和死亡的興趣。在他筆下，作家文辭可以比作「不斷增殖的病原體」「腫瘤物」「癌細胞式的、恐怖的再生產」「自體免疫」；文學與歷史的關聯則每與屍骸、魂魄、幽靈相連接。他直面文學和社會敗象，既有煽風點火的霸氣，也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憂鬱。他的橫眉冷眼，尖誚偏執，竟彷彿有了魯迅式的身影（或幽靈）。這樣的模擬雖然只能點到為止，但相較近年自詡為魯迅傳人的學者，黃錦樹意必固我、反抗絕望的姿態反而真誠太多。
多年前我曾為文介紹黃錦樹，並以「壞孩子」稱之（《壞孩子黃錦樹：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論述與敘述》）。「壞孩子」有理取鬧，與社會格格不入；他的譏諷引人側目，卻也帶來處處機鋒。回看黃這些年的文字，我以為「壞孩子」尚不足以說明一切。他字裡行間所透露的厲氣鬼氣，喝佛罵祖，毋寧更讓我們覺得此中有人：他呼應了青年魯迅所嚮往的摩羅形象。
時間回到一九〇七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里指出近世中國文明發展每下愈況，傳統資源抱殘守缺。當務之急在於「別求新聲於異邦」。對魯迅而言，這樣的新聲非摩羅詩人莫屬。摩羅始自印度，原意為天魔，傳至西方，即成為魔鬼、撒旦。而在當代的詩人里，摩羅的代表首推浪漫詩人拜倫。拜倫之外，有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裴多菲等人，「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摩羅詩力說》）。摩羅詩人最重要的能量即在於「攖人心」：撩撥人心、召喚詩力。
黃錦樹對現代馬華以及中華文學所釋放的「攖人心」式衝動，曾讓不少學界先生難以承受。在方法論上，這樣的衝動不能安於四平八穩的「文學反映人生」之類寫實論述，而必須從現代主義的大破大立找尋表達方式。相對興觀群怨的詩教傳統，摩羅發出「真的惡聲」。的確，當黃錦樹高談燒芭論、「謝本師」、「破」中文、「散」文類時，摩羅詩力呼之欲出。
但就如我在他處所論，魯迅《摩羅詩力說》延續晚清文學革命論中以毒攻毒的脈絡（《從摩羅到諾貝爾》）。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這種場面恐怕魯迅也始料未及。在摩羅詩論最隱秘的部分，詩人的創造——毀滅的力量及於自身。黃錦樹不能自外於這樣的兩難。當歷史狂飆過後，一切喧囂激情散盡，摩羅詩人必須直面生命的「無物之陣」。在這裡，神魔退位，滿目荒寒，四下瀰漫無盡的虛空：
我夢見自己正和墓碣對立，讀著上面的刻辭。……有一遊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殞顛。……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熟悉魯迅的讀者想必知道這段描寫出自《野草》里的《墓碣文》，時為一九二五年，《摩羅詩力說》發表十八年後。此時的詩人已經從「攖人心者」的魔鬼成為「抉心自食」的活屍。這些年間，啟蒙風雲數變，革命的號召依然方興未艾。摩羅詩人摧毀了什麼？成就了什麼？他不能捫心自問，反而抉心自食，但「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能知？」
黃錦樹熟治中國現代文學，當然理解摩羅詩力內蘊的難題。他的挑戰是，新文學運動一百年後，他能提出什麼新的論述面對這一難題？他不是也不必是當年的魯迅。這就讓我們來到他的新書《論嘗試文》。這本論文集搜集了他近年的論文十六篇，另有較短的評論和書評十八篇。以體例而言，這些論文多半仍以實用批評出發，針對當代作家作品做出點評，因此呼應前兩部論文集。但如黃自述，這些文字集中反思兩項較深的理論問題，一為現代敘事與抒情傳統的糾結，一為小說虛構與散文紀實的區隔。兩者都關乎黃錦樹對「文」和文學的獨特看法。
抒情傳統是台灣地區中文系的重要議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由旅美的陳世驤教授來台首開其端，繼之以七十年代同樣是旅美的高友工教授來台豐富理論架構，一時如響斯應，啟發許多中文系青年學者。黃錦樹承認抒情傳統的研究成果，但卻視之為一偉大的現代「發明」。他增益這一傳統的方式，很弔詭的，是福柯考掘學式的拆解。相對多數學者頌讚抒情傳統的物我相忘，渾然天成，他更有興趣的是調查這個傳統何以在「五四」啟蒙和革命的喧囂中浮出地表，而且在台灣找到棲居所在。更進一步，他叩問當代文學裡抒情如何成為內向化、異質化寫作的指標；它和台灣主體性的建構有什麼關係。准此，他討論了從胡蘭成到朱天文、郭松棻，從舞鶴到雷驤、童偉格等作家。
魯迅的摩羅詩人飛揚跋扈，但「其神思之澡雪，既至異於常人，則曠觀天然，自感神閉，凡萬匯之當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故心弦之動，自與天籟合調，發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摩羅詩力說》）。換句話說，抒情就是「攖人心」的根底。然而魯迅又強調，抒情不是禮樂交融、曠觀天然而已，更是「釋憤抒情」；這是躁鬱不安的情，激發創作者與讀者「思有邪」的情。台灣學界沿襲陳世驤、高友工等的論述，強調抒情曲折婉轉、情景交融的一面，固無疑義，但卻不能盡詳歷來抒情主體從攖人心到自抉其心的矛盾面，更不提抒情的面具性、表演性問題。是在這層意義上，黃錦樹的討論使得抒情傳統的向度陡然放寬。他談沈從文的挫敗、胡蘭成的虛偽、郭松棻的抑鬱、駱以軍的頹靡，以及邱妙津身體力行的「自抉其心」，在在說明這一傳統的內爆而非完成，才是我們參看現代性的重要根據。也因此，抒情傳統與現代主義（反傳統！）有了不可思議的掛鉤。
問題還沒有解決。黃錦樹進一步思考抒情論述的「心」何所指。在另一組討論現代散文「真實性」的文章里，他批判當代散文創作「為文造情」，以虛構來取代誠意和真心，以表演性來篡改散文作為文類所預設的自傳性。如果「心」被架空，抒情即不再可能。於是在《文心的凋零》和後續文章里，他感嘆作者和讀者的因循姿態，甚至警告散文的失真所意味的不僅是文類跨界的後遺症，也是創作倫理的墮落，甚至文學本體的顛覆。
識者或許認為，黃錦樹為散文虛構性與否如此不憚辭費，似有小題大做之嫌。畢竟在後現代主義的氛圍里，我們不早已熟悉文本（甚至世界）的虛構性和歷史的游移性這類論述？但在黃的論述里，散文——抒情——文心的聯動關係不只是文體論，而是本體論問題。在現代中國文學評論里，談「文」與「心」最有創見者首推竹內好。他的《魯迅論》以「回心」——回到「文學正覺」——作為反抗歷史混沌和個人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