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振騁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奧德翁路是巴黎一條小街，只因為有了兩家不大的書店，在1920—1930年代成為文化地標，猶如藝術家眼中的蒙馬特爾和蒙巴納斯。
奧德翁（Odeon）一詞來自希臘語，原是詩歌吟詠的劇場。1779年巴黎第六區盧森堡宮北頭開始建造一座劇院，命名為奧德翁。正門口的路，也就叫奧德翁路，不遠的盡頭是奧德翁十字街。一邊是出版業集中的聖日耳曼德普萊，一邊是大學林立的拉丁區，一邊是藝術家薈萃的蒙巴納斯。奧德翁路正處於這塊三角地的中央。周圍有不少歷史建築。法國革命家德穆蘭住在路角22號時，1794年被雅各賓黨人抓去，與丹東同時被處死。著有《人權論》的美國政論家潘恩住過10號、《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樓拜住過20號。這條街本身卻像外省的小巷，是落拓藝術家（也稱波希米亞人）的落腳處。
這裡平時很少有人經過，只是到了中午，陽光照得街面像金色的河面，有兩位青年婦女站在「兩岸」面對面愉快交談。一位是阿德里安娜·莫尼埃，背後是書友之家書店，一位是西爾維亞·比奇，背後是莎士比亞書店。
「我的幸福來自一場災難」
「我的幸福來自一場災難。」阿德里安娜常常這樣說。她中學畢業後在《大學年鑒》雜誌當了三年文學秘書，深知氣勢很盛的學院派是怎麼一回事。父親是郵電局職工，在一次工傷事故後得到一萬法郎賠償金，如數交給女兒讓她去實現開書店的夢想。
1915年，她在奧德翁路7號找到一家已經關閉的傢具店，開了「書友之家」。那時婦女在書店工作的不是沒有，一般都是女兒幫助父親打雜，或者丈夫上了前線，留下妻子坐在店堂里經營。而阿德里安娜是在巴黎白手起家獨立做書店的第一位女性。
她二十三歲，沒有經驗，沒有資財，但懷著熱忱與信仰像戰士一般工作。她的目標是讓讀者接觸到當時排斥在主流外的現代文學。在書店一隅還附設了一個借閱書庫。
阿德里安娜自幼受母親啟蒙，認識了象徵主義，喜歡梅特林克和德彪西，十歲時聽《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熱淚盈眶。稍長後熱愛馬拉美、蘭波、魏爾倫、拉福格，接著自然而然欣賞他們的接班人瓦萊里、克洛岱爾、紀德。她對文學的品位與法國水星社和新法蘭西雜誌社是一致的，前者是象徵派的大本營，後者是新思想的實驗室。在巴黎，書友之家獨家擁有這兩家出版社的全部書目。
阿德里安娜進書內容不講主旋律，只憑優劣，她選擇的作者是面向未來的精英，讀者則是在彷徨中尋找思想出路的青年。為了尋找《地糧》一書，阿德里安娜給紀德寫信，紀德看了她的進書目錄，就知道這是一家什麼樣的書店，兩人雖然地位與年齡相差懸殊，紀德還是很欣賞她。
不到一年，巴黎先鋒派作家除了紀德和克洛岱爾稍為年長以外，十九世紀七○後的有瓦萊里、雅姆、蘇亞雷斯、法格；八○後的有拉爾博、于勒·羅曼、杜亞曼、勒韋迪、桑德拉爾、阿波利奈爾；九○後的有布勒東、阿拉貢、蘇波、阿爾托、米肖等，都成了書友之家的常客。紀德、瓦萊里、克洛岱爾來這裡比去貴族沙龍還喜歡。
奧德翁路在他們嘴裡加上了後綴，變為「奧德翁尼亞」（Odeonie），儼然成了一座新文化王國——「文學議會」。大家見面時問：「奧德翁尼亞有些什麼嗎？」也就是問巴黎文壇有什麼新動向。文學青年紛紛來尋找公立和大學圖書館不進的新潮流書刊。不但可以遇見心儀的作家，還可邂逅有趣的同好閑聊。誕生於瑞士的達達運動的雜誌就是首先通過書友之家散發而在法國傳開的。
薩特與波伏瓦從1927年起做了書店會員。波伏瓦正在準備教師資格考試，後來在回憶錄中承認：「我在書友之家登記當會員……我那時貪讀，一次借兩本書的規定實在叫我不能滿足。我偷偷在書包里塞進半打以上的書。難的是以後要把它們歸還原處。我怕我也沒有全部還清。」
出現在會員冊中的不僅有文學大家，還有其他領域的人物，如音樂家米約，畫家白朗希，劇作家演員庫波、若韋、維拉爾、巴羅爾特，甚至還有心理學家雅克·拉康。這位繼弗洛伊德之後的大心理學家不但來借書，還買玻璃紙。阿德里安娜為了保持書籍衛生，每次借書歸還後都要把包書紙撤掉換上新的。拉康也養成了這個好習慣。1921年聽過喬伊斯講座，五十四年後寫出一篇奇特的《喬伊斯綜合征》。
書友之家賣書、借書、開講座、組織座談，還給作家與讀者穿針引線，向雜誌社或出版社推薦青年作家。有人要求跟紀德見面，給瓦萊里捎封信，一般都是有求必應。從一大堆的致謝信中也可看出阿德里安娜的幫助是非常有效的。向她求助的不止普通讀者，還有文壇名人。1960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聖·約翰·佩斯稱讚她是法國文學的「熱心腸保姆」。蒙泰朗1922年在自傳體小說《夢》一書內給她的題詞：「通過你一人，我知道了現代文學中有些什麼。」克洛德·魯瓦是文采華茂的詩人，也說：「我小時候看戲是為了消磨時間，現在才懂得看戲是為了不讓時間把我消磨。」他稱阿德里安娜是他的「精神母親」，其實兩人沒有相差幾歲。
雅克·普雷韋爾被阿德里安娜引進了文學界，懂得如何全面欣賞一部書、一齣戲、一幅畫，後來成為優秀的歌謠詩人。他的代表作《歌詞集》1945年出版，書友之家一次訂了幾百冊，在店堂里向讀者推薦。
她鼓勵讀書，介紹好書，所起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既不同於書評家和文藝記者的介紹，更有異于格拉塞、伽利瑪、德諾埃爾等出版社僱用專人為自己的出版物作推銷。她把自己的店堂、後店，甚至樓上的寓所都奉獻給自紀德以下三代文人的交往活動。瓦萊里1941年為了避人耳目借用她的家朗誦《我的浮士德》。
阿德里安娜還是個詩人，出版過《形象》（1923）和《美德》（1926）。1925年還創辦了一份刊物《銀舟》。如今已經過去八十多年，從僅存的十二期的目錄也可以看出阿德里安娜的編輯眼光，沒有一期不登載著一位今日已成大家的早年之作。
但是《銀舟》的命運很短促，沒有做完一年便難以為繼，瀕於破產，阿德里安娜不得不把她的書庫拍賣還債。書庫包括幾百部初版書和許多珍貴文稿。藏書扉頁都有那個時期作家的題詞。他們真正稱讚她是：「巨著的教母」（白朗希）、「我們大眾的知心人」（克洛岱爾）、「世上最可親的出版人」（瓦萊里）。許多作家聽說拍賣一事，趕在這之前再拿出自己的著作題上詞送給她。1926年在德魯奧拍賣行的那次拍賣中，不少人又把自己送她的書買了回來再送給她。
當年聲譽如日中天的奧地利詩人里爾克把詩集《果園》寄給她，題詞中引用阿德里安娜的一句詩，並在這頁下面寫：「請翻到下一頁」，下頁有他親手書寫獻給阿德里安娜的一首新詩。阿德里安娜過了好多年還說，「我不配啊，我當時激動得哭著跪倒在地上。」
「莎士比亞是我的合伙人」
阿德里安娜不遺餘力地宣揚本國優秀文藝，也支持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學作品。她被認為是《尤利西斯》法語版的出版人、海明威在巴黎的引路人，卻不精通英語。在這方面給她起橋樑作用的是另一位書店女店主。人行道對面12號是莎士比亞書店，櫥窗後面筆直站著一位中年婦女，就像「五月花」號船上的旅客，海風還吹拂著她的棕色頭髮。她是西爾維亞·比奇，兩次大戰之間在巴黎當之無愧的美國民間文化大使。
西爾維亞的父親是巴黎美國長老會牧師；她自己1902年十五歲初次到巴黎，之後常來，1916年後長居於此。她幼年體弱多病，有許多時間閱讀，讀遍《莎士比亞全集》，除了那部《哈姆雷特》，因為祖母說其中一章「寫得不好」，抓起它扔進了壁爐里。
她沒有讀完正規學校，在普林斯頓大學給一位教授當過實習助理，在文藝新聞工作中作過幾次嘗試，在法國都蘭地區當過志願者，到三十歲還是「一事無成」。西爾維亞說家族中九代都有人當牧師，卻不知道上帝給她安排了什麼樣的使命。1914年，她在紐約遇見一位出版商，啟發她有了開書店的念頭。1916年遇見阿德里安娜，終於找到人生的意義。
西爾維亞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查閱《詩歌與散文》雜誌，發現阿德里安娜的名字，抄下地址去找她。西爾維亞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在一扇打開的門邊，一陣風把我的西班牙帽吹落在地，骨碌碌滾到路中央，阿德里安娜儘管穿長裙，在帽子後面跑得很快。她抓住帽子，撣了撣灰，走來交給我。然後我們兩人相顧大笑。」阿德里安娜一聽她是美國人，脫口而出：「我喜歡美國。」西爾維亞也說：「我喜歡法國。」兩人一見如故。
1917年，威爾遜總統讓美國參加戰爭，西爾維亞的父親寫信給她，恨自己「沒有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