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
午後來到查建英在北京朝陽區芳草地的公寓，靠著日壇公園，綠蔭掩映。她遊走於中西兩種文化之間，用雙語寫作；她留著幹練的短髮，直爽而健談，給人的印象十分生動、通達。無疑，她對八十年代是有情結的，不然不會如此用力地寫那本《八十年代訪談錄》，但是她也沒有像很多人那樣刻意美化八十年代、批評當下的淺薄與功利，而是保持了自己客觀獨立的觀察。
「文革」結束後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聽說出現過一股文學熱和出版熱……
查建英：為什麼當時會有這麼個出版熱潮呢？我從書架上隨手扯了幾本老書，看當時的時代背景。有些書是我父親的，他是搞哲學的，所以我們家那時候哲學書比較多。商務印書館這本《十八世紀法國哲學》是1965年出的，收在「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叢書裡面，還有比如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羅素、梯利的《西方哲學史》。所以在「文革」當中也還是有些書，只不過當時的出版框架全部是意識形態化的。你看這寫著「這部選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史觀點為指導原則，選錄的重點是唯物論著作」，有點像唯心與唯物主義的鬥爭史，但好歹是原著。如果不是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還不一定能接觸到這類書，它們是給專門搞哲學的人看的。這些是「文革」前夜的書，「文革」剛結束的時候又急急忙忙重印了一些舊版書，和「文革」中編譯供大批判用的書，比如這本侯外廬的《中國近代哲學史》，不過腔調還是完全一樣，你看一上來就是「偉大領袖和導師……」康有為、譚嗣同所有這些西風東漸以來的思想家們的學說都被概括在這麼一個框架里，辛亥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和改良主義的鬥爭」，一直到「五四」以後的馬克思主義。
我剛才說了「文革」前和「文革」後出的書，那「文革」當中出了什麼書呢？基本上是配合政治運動的，比如批林批孔時出過《論語批判》，工農兵學員編寫的，白封面上鑲嵌著鎚子、鐮刀和槍。這本《赫魯曉夫回憶錄》，七十年代出的，當時叫「白皮書」，供內部參考用，只有機關幹部才能看到。前面的序言當然是完全批判，「這本回憶錄的內容極端反動……」前些年我在美國開會碰到了赫魯曉夫的孫女，後來她來中國訪問時到我家來玩兒，我拿出這書說你知道這是什麼書嗎？是你爺爺的回憶錄的中文本！她當時特別想要，我都沒捨得給她呢。除了內參、批判，「文革」期間基本就不印什麼書了，有段時間新華書店裡只有《毛選》四卷出售，滿堂紅。
我說這麼多，都是八十年代之前的背景，十多年間大家基本無書可看。當然這種粗暴的意識形態所造成的文化斷裂其實從五十年代就開始了，這裡無法細說。1978年開始倉促重印了一批「文革」前已經開始籌備但沒有出版的外文書，前言里還要加進去那個粗鄙的政治框子才有安全感。真正大批出版譯介外國書和再版中國經典是從1979年開始的。比如外國文學方面，最有名的幾套有上海譯文的「外國文藝叢書」，一直出了十幾年，主要是當代文學作品，納博科夫、亨利·詹姆斯、卡爾維諾、馬爾克斯、索爾仁尼琴以及荒誕派戲劇什麼的都在裡面了。另外一大套是上海譯文和外國文學出版社聯手推出的「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也一直出到九十年代，以作家的單行本為主，有福克納、馬爾克斯、川端康成、毛姆等等。還有一套特別有名的是「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都是巴爾扎克、狄更斯這些十九世紀的古典名著，影響特別大。
作為當年的親歷者，您能說說當時的閱讀氛圍是怎麼樣的嗎？
查建英：當時閱讀的一大特徵就是——文學和人文的書是風頭最健的。我想這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剛從一個極度壓抑人性的年代出來，二是那時候整個社會根本沒有任何專業概念，那麼最擅長表現人性、情慾又最不講專業的讀物恰好是文學。大家都壓抑了那麼久，一下子全變成文學青年了，不管什麼年齡段，中老年也當「文學青年」。我上的是北大中文系，那就更別說了，人人在瘋狂惡補所有的文學名著。當時圖書館還沒開架，外國文學閱覽室永遠要排隊，不能外借，大家就擠在木板凳上看那種大部頭書，從開門看到關門為止。在書店裡面，只要一有新的古典文學名著、外國文學名著出來，馬上就排長隊，立刻售罄。這是空白之後的一種爆發，人們那種對書的慾望、激情真是又美麗又悲哀。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整個就是一場可歌可泣的「閱讀狂歡」，大家都處在無比亢奮的對書的迷戀狀態中。
現在回頭想想當時有些理論熱似乎莫名其妙，什麼薩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華全都很紅。還有一些中國大陸學者寫的文藝理論書也特別紅，比如劉再復的《性格組合論》，印量非常大，風頭之勁比得上現在的易中天。當時又有「美學熱」，李澤厚的《美的歷程》是超級暢銷書，還有他那三本中國思想史論，影響都很大。西方哲學方面也出了幾大套叢書，比如我在《八十年代訪談錄》里提到了甘陽主編的「當代西方學術文庫」，氣魄之大，簡直把二十世紀的大哲學家都一網打盡了，海德格爾、本雅明、薩特等等。甘陽還翻譯了一本卡西爾的《人論》，也是當年的大暢銷書，賣了十幾萬本，他當時北大研究生才畢業呢。三聯的「新知文庫」也賣得特別好，是配著那些哲學原著賣的。還得提一套書，就是金觀濤他們編的「走向未來叢書」，試圖用西方的科學和現代理性觀念來系統地重新梳理中國傳統和現實。治學術是慢功夫，比較嚴謹的學術討論和著述要到九十年代才逐漸展開，當時主要是譯介。但文學創作極其活躍，先是七十年代末的詩歌，然後整個八十年代是小說創作持續的熱潮。
三十年後回過頭去看，您會不會覺得當時的閱讀太亂、沒有系統？
查建英：那倒沒有。八十年代很土，很簡單，很天真，心態像個無知少年；但正因為饑渴已久、沒有系統、缺乏標準，所以它又特別開放，是不設防、全方位擁抱的態度。這個「亂」，倒也是一種自由和浪漫，沒有很早就把自己鎖定在很實用、很功利的目的上，不會說我只讀跟我專業有關、對我將來有用的書。你想呀，那些買了海德格爾的人，他們都是要當哲學家或者研究哲學么？當然不是。就是一種求知慾，一種對外來的東西沒有障礙甚至是盲目的好奇。當時大家有一個要開放心智、豐富自己、變革社會的強烈共識，雖然沒人看得清未來的路。我覺得這是後來中國發生的一切的起點。從這角度說，八十年代是一個特別珍貴的、值得紀念的起點，是中國近代繼晚清、「五四」之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的知識啟蒙，是重新關閉國門自我封閉了將近三十年之後的再出發。
我們現在老說全球化，好像全球化是九十年代的事兒，其實八十年代就像奧運會開幕式的大畫卷一樣，已經在那裡塗底色了。現在的中國人知道了以前出過什麼書，討論過什麼話題，討論到什麼程度，高度和標杆在哪裡，這樣才能知道自己要接著幹什麼，才能有比較理性的定位。現在我們不一定都會去讀海德格爾、讀《追憶似水年華》，但我們知道。這個「知道」就是從八十年代開始的。所以八十年代閱讀的「亂」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亂，但接觸的面也寬。
查建英：我認識的一個外教對當年北京的大學生特別驚訝，他說這些本科生也不是學哲學的，但什麼書都買都看，什麼都知道一些，他們看的那些書在國外搞專業的人也不一定會看。而且我們那個時候不同的圈子間互相亂串，參加校外、社會上的聚會、討論是很正常的，沒有人成天只盯著課堂上那點東西或者擔心考試。當然我講的主要是城市知青，不能代表工人、農民的情況。不過我上小學中學時是按片兒分，周圍同學多數是工人子女。那些同學告訴我，他們當時也愛看文學期刊，就連工廠的圖書館裡也都有《北京文學》這樣的雜誌。所以閱讀在當時不光是知識分子的事兒，是社會普遍風氣。當時人們滿懷希望，覺得明天肯定比今天好，後天比明天好。傻傻的、很溫情、很浪漫。所以鄧麗君可以說是那個年代的象徵，就是《小城之春》、《月亮代表我的心》那種感覺。那時候的讀者恐怕不會懂得張愛玲，那種都市人冷色調的複雜和明智、看透和世故。那要等到九十年代以後了。
那時的「閱讀狂歡」對八十年代的作家影響大嗎？
查建英：對，這些書對八十年代中國作家創作的影響是巨大並且直接的。除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的創作是直接來自於「文革」經驗，後來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些先鋒小說、實驗小說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太大了，你都能對號入座，誰是卡夫卡的傳人，誰是馬爾克斯的傳人。弗洛伊德剛一熱，中國馬上有了心理小說創作。當然現在回頭看，跟風、模仿很正常。從那麼無知貧瘠的背景、那麼單薄扭曲的教育里乍一出來，當然要先打開視野、學習別人。買書是飢不擇食，有什麼先摟回家再說，狂買一通之後回家發現好多書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