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集是很多網友聯合研究的成果，版權歸參與者所有，但為了行文方便，標題里仍然只用了我一個人的名字，請各位作者海涵。
在上一集里我對「傷痕文學」下了一個定義，即「傷痕文學」至少具備兩大特點：
1、描寫文革對人物心靈的扭曲，尤其是這種扭曲對人對己造成的傷害
2、寫作上反映出文革對文學創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單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面化，語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話、空話等。
這個定義是參照「傷痕文學」代表作《班主任》和《傷痕》而下的。參與答題的網友一致認為《山楂樹之戀》不存在第二個「扭曲」，因為它沒有《班主任》和《傷痕》那樣硬生生加上去的「光明的尾巴」，它的人物性格是多樣化的，人物形像是生動逼真的，語言沒有公式化、模式化、套話、空話等。
可以說，從語言風格的角度來說，「傷痕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基本結束了。在那之後的中國文學裡，光明的尾巴，「幫八股」（或曰黨八股）式的套話空話等，已經不再盛行。
所謂不再盛行，並不是說到了那個時候就沒人寫那樣的文章了，扭曲的語言是很難一下就被扭回來的，扭曲的思維更難一下就被扭回來，而扭曲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扭曲的思維。即使到了現在，也還有人在用文革的方式思維，表現在語言上，就是文革式的語言。比如前不久在「山楂樹之戀吧」就有人寫了篇批判艾米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字句：「有德無才，不會對社會造成損害；無德有才，那就會知識越多越反動。」
說這話的人認為她說的跟文革當中流行的口號是不一樣的，因為她是加了前提的：「無德有才」。殊不知，這正是文革當中的說法。文革當中提出這個口號的人，當然不會傻得連個前提都不要。但「德」不像「法」，法律是（supposed）一視同仁的，而對於什麼是「德」，定義權往往掌握在統治者手裡。在文革時代（only？），那就是黨嘴裡一句話，黨說你有德你就有德，黨說你沒德你就沒德，擁護黨就是有德，反對黨就是無德。於是乎，這個「無德有才」的前提就被架空了，只剩下「知識越多越反動」。
在文革結束三十年後的今天，還能看到這樣的文章，實在令人毛骨悚然。文革當中，這種把「德」與「才」對立起來的思維方式，不知道傷害毀滅了多少有才華的人。那時的口號是「又紅又專」，但典型思維卻是「衛星上天，紅旗必然落地」。三十年前的靜秋，就因為成績比較好，經常有人說她「走白專道路」。三十年後的艾米，就因為寫了一本書，出了一點名，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戴上「有才無德」的帽子，可見文革陰魂不散啊!
沿用文革式思維，用文革式語言寫作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上面所舉的那個例子，就是典型的文革式思維和語言，但這樣的寫作，充其量也只能在網上貼貼，要想發表在正式刊物上，基本是沒有可能的，更不用說進入文學史了。
艾米的父親曾經說過：能被寫進文學史的作品分兩類，一類是有絕對價值的作品，無論放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有人會讀，這樣的作品因了文學史而流傳，而文學史也因了這樣的作品而流傳。另一類是有相對價值的作品，也就是說，只是因為它出現在一個特定的時代特定的地方，才具有了文學史上的價值，如果放在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地方，那樣的作品就可能沒人讀。
《班主任》和《傷痕》屬於第二類作品，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它們起了「劃時代」的作用。但我們現在來讀它們，會覺得「慘不忍睹」。網友WORLDLING說：「艾米的山楂樹比劉心武的班主任寫得好得太多太多太多了！班主任讀得我起了好幾身的雞皮疙瘩：P」
這不是在貶低劉心武，劉心武的寫作水平是不能用「班主任」來衡量的，他後來寫出的書，每本都比《班主任》高明。但在文革剛剛結束的1977年，他只能寫出《班主任》那樣的東西，一是他剛剛從文革中走出來，語言風格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文革語言的影響。二是他在那樣的時代不得不使用那時的語言，不然就不可能發表。
據說盧新華的《傷痕》里最開始曾有「車窗外一片漆黑」這樣的句子，這本來只是交待一下女主人公坐車回家鄉的時間，但編輯擔心會被人分析成影射我們的社會是黑暗的，所以要求作者改成「車窗外燈火通明」。
《傷痕》發表後一年左右，中國文壇還圍繞能不能描寫陰暗面整出一場「歌德」與「缺德」的爭論。1979年，《河北文藝》6月號發表了署名李劍的文章：《「歌德」與「缺德」》，文中說：
「我們的文學，是無產階級文學，它的黨性原則和階級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學藝術沒有階級性和黨性的人，只應到歷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義大師們的腐屍中充當蟲蛆。既然文學藝術的黨性原則和階級性沒有消失，那麼，就存在為哪個階級歌德的問題。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有著無產階級感情的人當然要歌頌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有些人不願這樣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們也不強求他非這樣做不可，階級感情不一樣嘛！向陽的花木展開娉婷的容姿獻給金色的太陽，而善於在陰濕的血污中聞腥的動物則只能詛咒紅日。那種不『歌德』的人，倒是有點『缺德』。」
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來看這樣的文字，仍然有不寒而慄的感覺，想想《班主任》和《傷痕》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下發表的作品，兩位作者無疑是勇敢的作者，發表這兩篇作品的編輯無疑是勇敢的編輯，而敢於刊載這兩篇小說的刊物無疑是勇敢的刊物。
艾米的《山楂樹之戀》寫成於三十年後的2006年，最早是在網上連載的，既沒有黨的監視，也沒有編輯的干預，所以她寫得比較自由。她儘可能地保持了人物語言方面的文革風味，但她的敘述語言，跟文革語言是完全沒有相似性的，所以從語言的角度來講，《山楂樹之戀》絕對不是「傷痕文學」。
那麼《山楂樹之戀》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否心靈被扭曲了呢？
有讀者提議在談論人物心靈是否被「扭曲」之前，得給「扭曲的心靈」下個定義。網友艾友友下了一個很好的定義：
「有人在文革里造反，是為了謀求個人利益，還有的人是真誠相信自己是在保衛毛主席的;有人揭發自己的家人，跟自己家人劃清界限，是為了保全自己，或者往上爬，還有的人揭發家人是真誠地認為那是為了家人好;有人批判某些書''黃''，是為了顯得自己革命，撈取政治資本，但私下裡他們就喜歡看那些''黃''的部分，還有些人是真心認為那些書''黃''的，看了會覺得噁心。所以我覺得''心靈扭曲''就是那些從內心認同文革那些變態理論的人。」
很多網友在認真閱讀原文的基礎上得出了「主要人物心靈沒有扭曲」的結論，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到文學城艾園或百度艾園《命運恩賜（15）》下面查看那些評論，我這裡就不大段摘抄了。
文革的「變態理論」究竟是些什麼理論呢？讓我們再回到劉心武的《班主任》和盧新華的《傷痕》去找答案。《班主任》裡面的謝惠敏，出身工人家庭，是當時的「紅五類」，她是虔誠地相信階級鬥爭觀念的，她的價值觀審美觀都是標準的文革式，一看到《牛虻》這樣的書，就認為是「黃」書，就要展開大批判，不批就心裡難受。《傷痕》里的曉華，也是虔誠地相信階級鬥爭觀念的，哪怕是自己的母親，一旦被打成了階級敵人，做女兒的就與其劃清界線，連母女關係都不承認、更不保持了。
所以文革造成的「心靈扭曲」，其最大特點就是用階級的觀念看待一切事物，用階級性代替人性，用階級立場代替真理，具體來說，就是信奉兩個「凡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既然「我們」是指無產階級，那麼「敵人」當然就是有產階級了，凡是有產階級擁護的事，我們都要反對，於是有了「越窮越光榮」的價值觀，有了「黑紅臉膛」的審美觀，有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親情觀，有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德才觀，有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觀。
可以這樣說，凡是發自內心地信奉這些觀念的人，他們的心靈就是被扭曲了的。由於這些觀點的盛行，有很多人雖然不信奉，但也不敢公開反對，不然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那些人的行為可能被扭曲，但心靈並沒有被扭曲。敢怒不敢言，是文革時期人民生活的一大特點；言不由衷，是文革時期人們不得不採取的生活方式。
用靜秋的話來說，就是有兩雙眼睛，一雙眼睛是心靈的眼睛，代表的是內心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另一雙眼睛是腦子裡的眼睛，代表的是「官方」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兩雙眼睛就一定得配上兩個嘴巴，一個嘴巴說的是心裡話，另一個嘴巴說的是「官方」允許說的話。
那時能說心裡話的範圍一定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