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廣島市西邊的小山上，小山有個美麗的名字，叫「鈴之峰」。在這兒，沒人認識我，也沒有電話來找，丈夫一大早上班，整整一個白天我沒有任何干擾，按說可以靜下心很好地寫作，可是我卻一個字寫不出來。開始埋怨日本的電腦用著不順手，後來用順了覺得比中國電腦方便，可以玩遊戲，還是寫不成小說。每天給自己找各種理由不往電腦跟前坐，甚至從窗外海面飛起一片雲彩，變幻成什麼形象也會成為重要理由。坐在電腦前，腦子是一片空白，國內那些構思，那些素材，那些自認為已經很成熟的題目，到了這兒全沒了，無影無蹤了。
寫不出來就發脾氣，莫名其妙地跟丈夫鬧氣，大把大把地花他的錢。反正不是我掙的。害得他說，你這個人怎麼不講理，你是更年期怎麼的？為個「更年期」我又跟他鬧。他說，給你買張車票你到外面轉去吧，轉也是一種寫作。
於是，我就拿著一種叫作「青春十八」的票從家門口上了火車。
這種票是專門給假期中十八歲的青年男女準備的，買一張票可以坐一整天車，從早晨發出第一班車開始，一直到半夜十二點，你就使勁坐吧，而且可以隨便上下，沒人管你。說是「青春十八」，就是五十八、六十八、七十八的人坐也行，都和十八歲的一樣有著青春的活力。
天不亮我就出門了，坐車沿著瀨戶內海海岸往西，沒坐幾站就是德山，抗日戰爭時候，不少中國勞工被運到德山，在工廠里幹活，其中也有我很熟悉的鄧友梅先生。鄧先生後來寫了小說《別了，瀨戶內海》，在國內很有些影響，說的就是這兒的事。老前輩當年待過的地方不能不去，於是就下車，站在火車站，看著車來車往的大街，想它在五十年前該是什麼模樣，想鄧先生在這兒會有過什麼樣的遭遇，想五十年前我要在這兒遇到這個中國小勞工會不會救他於水火……想著想著就亂了，成了小說。不管怎麼說，五十年前的鄧先生和五十年後的我，由日本這個火車站給聯繫起來了，這不能不說是緣分。在車站買了個小紀念品，想的是有機會見鄧先生送給他。
從德山接著往西，起得太早，在火車的搖搖晃晃中睡著了。一睜眼，火車停了，一車乘客紛紛往外走，看外面太陽，已經到了中午。問是哪兒，說是下關。
哦，是出河豚的地方。下車！
人說河豚的味道是魚中的鮮美，河豚有劇毒，不是哪個飯館都可以賣的，做河豚的大師傅必須持證才能上崗。日本人愛吃河豚，河豚在日本的名字叫「フグ」，與「福」同音，吃河豚就是吃「福」，我大老遠地來了，沒有理由不「福」一下子。
進了個賣河豚的館子，要了兩份，一份炸的，一份生的，要吃就吃個夠，就是毒死也不遺憾。等菜的時候看裡面做河豚的師傅，竟是個二十多歲染著黃頭髮的小青年，心裡有點兒不得勁兒，怕的是他弄不好把我吃死。不大工夫，生的、熟的都端上來了，吃了幾口，不過如此，肉有些發硬，沒體會出有多麼美好。就想，很多事都是傳的，其實未必，跟看景不如聽景一個道理。
吃了一肚子毒魚以後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不知怎的轉到了海邊，轉到了一條崎嶇小路上，路邊有住戶，種著花，還有零星菜地，停下來正想著怎麼走到正道上去，卻見路邊有個木頭牌子，上面寫著：李鴻章散步小路。大吃一驚，萬沒想到這條道是李鴻章李中堂走過的地方。在腦海中使勁搜索李中堂的形象，終於想出了一個留鬍子的長圓臉兒，不是多麼清晰。順著小路往前，來到了一個叫「春帆樓」的日本式旅館，大模大樣地走進去，見裡面有談判的桌子和各樣擺設。這裡是當年中國的李鴻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的地方。對於條約的具體內容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反正是賠錢割地，中國的近代史，幾乎沒有揚眉吐氣的內容。只是想這個李鴻章，從中國漂洋過海地來了，在下關上岸，在日本人的威逼下籤這麼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大概他心裡也不是多麼自在，就在這條小路上來來回回地走吧，反正也沒人看見。
卻不知，百餘年後，日本人在這兒立了塊牌子……
看了《馬關條約》的誕生地跟吃了河豚一樣，心裡有點兒發堵，準備繼續向西南行走，過海到九州去，下關車站的大鐘提醒我已經到了下午五點，再往前走今天就回不了廣島，我的車票只是當天有效。一問，到廣島已經沒有直達車了，得在沿途倒幾回車才行。顧不得許多，見著往東的車就上，一路急往回趕，到了廣島已經是半夜了。丈夫在半山腰迎了，見了我劈頭蓋臉地就是一句：你還知道回來啊！
我說，我剛才在車站又買了五張「青春十八」。明天往東，後天往南，大後天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