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醫、行醫加起來前後有二十年，二十年的時間裡看到了不少生與死。生命的誕生大致相同，但生命的逝去則千態萬狀，讓人刻骨銘心，難以忘卻。我常想起那些與我擦肩而過又歸於冥冥之中的生命，想起他們起步的剎那以及留給生者的思緒，從而感到生與死連接的緊密與和諧。那一個個生命的逝去，已殘缺為一塊塊記憶的碎片，拾撿這些碎片是對生的體味、對命的審視，是咀嚼一顆顆苦而有味兒的橄欖。
那時年輕，不知何為生死，我的班長與我是「一幫一，一對紅」，我們常常坐在水泥池子的木板上談心。我們談的常是一些很瑣碎的事情，諸如跑操掉隊、背後議論人、梳小辮臭美等。我們屁股下面的池子里，黃色的福爾馬林液體中泡著三具屍體，兩男一女，他們默默地聽了不少我們之間的事情。
有一天，班長說，她將來死後要把遺體獻給學校，為醫學教育做貢獻，我才突然覺得池子裡面躺著的是三個「人」。
水泥池子上的木板很硬，很涼，藥水氣味也很嗆人。
「文革」時，他從八樓頂上跳下來，當時我恰巧從下面走過，他摔在我的前面，我下意識地奔過去，以為這是一個玩笑。他很平靜地側卧在地上，沒有出血，臉色也相當紅潤。他看著我，想說什麼，嘴唇動了一動，但只是兩三秒的工夫，面部的血色便褪盡，眼神也變得散淡，我隨著那目光追尋，它們已投向了遙遠的天邊。
三天後我看見他從湖南趕來的老父親默默地坐在太平間的台階上，望著西天發獃，老人的目光與他兒子如出一轍的相似。
西面的天空是一片凄艷的晚霞。
她是個臨產的產婦，長得很美，在被我推進產房的時候她丈夫拉著她的手，她丈夫很英俊。這是對美麗的夫妻，他們一起由南方調到這偏僻的山地搞原子彈。平車在產房門口受到阻滯，因為夫妻倆那雙手遲遲不願鬆開。孩子艱難地出了母腹，是個可愛的男嬰，卻因臍帶繞頸而窒息死亡，母親突發心衰，搶救無效，連產床也沒有下……這一切前後不到兩小時……
我走出產房，丈夫正在門外焦急地等候，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他說，我想躺一躺。我把他安排在醫生值班室讓他歇息。
半小時以後，我看見他慢慢地走出了醫院大門。
兒子守在母親的病床旁，須臾不敢離開，醫生說就是這一兩天的事。兒子才大學畢業，是獨子，臉上還帶著未經世事的稚氣，母親患了子宮癌，已無葯可治。疲勞不堪的兒子兩天三夜沒合眼，母親插著氧氣艱難地喘息，母子倆都懷著依依難捨的心緊張地等待著那一時刻的到來。中午，兒子去食堂買飯，我來替他守護，母親一陣躁動，繼而用目光尋找什麼，喉嚨里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響，我趕緊湊到她跟前，那目光已在失望里定格。
兒子回來，母親的一切都已結束，他大叫一聲撲過去，將那些撤下來的管子不顧一切地向母親身上使勁插……
撒在地上的中午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子裡。
我給這個六歲的男孩做骨髓穿刺的時候，孩子咬著牙挺著，孩子的母親在門外卻哭成了淚人兒。粗硬的帶套管的針頭扎進嫩弱的髂前上棘，那感覺讓我戰慄，是作為醫生不該有的戰慄，我知道，即便打了麻藥，在抽髓的剎那，那疼也是難以忍受的，而孩子給我的只是一聲輕輕的呻吟。取樣剛結束，孩子的母親就衝進治療室，一把抱起她的兒子，把他摟得很緊很緊。孩子掙出他母親的摟抱，回過身問我：「這回我不會死了吧？」
我堅定地回答：「不會。」
半個月後，孩子蒙著白單躺在平車上被推向太平間，後面跟著他痛不欲生的母親。臨行前，我將孩子穿刺傷口的紗布小心取下，他在那邊應該是個健康、完整的孩子。
轔轔的車聲消逝在走廊的盡頭，留下空空蕩蕩的一條樓道。
……這樣的碎片於每一位醫生都會有很多，它們並不閃光，它們十分平常，但正是在這司空見慣中，蘊含著一個個你我都要經歷的故事，我們無法對它加以任何評論，我們只能順其自然。生命是美好的，生命也是艱難的，有話說：「未知生焉知死？」我想它應該這樣理解：「未知死焉知生？」我想起1985年在日本電視里看到一個情景，那年8月，由東京飛往名古屋的波音747飛機墜毀在群馬大山，全機五百二十四人，五百二十人遇難。飛機出事前的剎那，一位乘客匆忙中寫下了一張條子：
感謝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