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間吹鼓手，一個多少帶了些傳奇色彩的經歷；為陌生人送葬，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失意。畢竟是遠了，但又忘不了。
我與商務印書館總編李思敬一起登峨眉，這位兄長般的學者與我有著諸多共同愛好：唱京戲，聽大鼓，逛舊書店，品香茗，最為甚者是游名山大川，並樂此不疲。
寂寞漫長的山路上他談起了他的過去，談起了他在農村受教育時為老鄉送葬當過吹鼓手的事。他說得輕鬆又漫不經意，正如這依著山勢悠來盪去的石板路，那麼自然，那麼順暢。而作為聽者的我，卻被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攫住，說不出一句話來。難以相信，在我與他兩個不同年齡層次的人中，何以能有如此相似的經歷？我懷疑是冥冥中某種力量的安排，刻意讓兩個當過吹鼓手的文人一起來登金頂，一起來攀這艱苦卓絕的路。我畢竟年輕，於社會，於人生，於世事尚沒悟透，達不到思敬兄那種超然的洒脫境界，故而對自己的過去，竟羞於啟齒，致使當過吹鼓手的事一直深埋於心，除了我的丈夫，再也無人知曉。
我常常想，渭河邊上那個被綠樹掩蓋的小村應該還記得我，應該還記得二十多年前的一個黃昏，曾有個說北京話的外地女子，給他們吹了一支又一支曲子，為村裡一位叫長水的大（讀duo）人送葬。那位大人是連任數屆的大隊支部書記，是革委會主任，是學毛選積極分子，也是全村尚門一姓的最高長輩，當然更是根紅苗正的貧農。我那時的身份很慘，是被改造者，太多太複雜的社會關係壓得我抬不起頭，人們又把我的言行與這些關係，包括我早已逝去、壓根沒見過面的祖先聯繫起來，於是我便被貶到這荒涼的三門峽庫區種玉米、放豬、打胡基。跟我一塊兒下來的還有專寫「反動詩」的詩人瀏陽河（現在延安市任文化局副局長）和中學語文教師郭寅正（而今不知在何處供職）等人，在單位都是入了另冊的不可救藥之輩。雖處逆境，郭、瀏二位亦不失詩人本色，端午節竟弄來兩大碗雄黃酒，在小土房內邊喝邊引吭高歌，所幸當時政治指導員鬧不清屈原是法家還是儒家，索性不管，後來好像也加入了喝唱之列，記不清了。下工以後，二詩人常到堤壩上去，仰著腦袋念些自己寫的和別人寫的詩，其中有些內容是「很糟糕」的。我驚訝他們的執迷不悟，因了詩的累卻仍能鍾情於此，萬分敬佩之餘亦總在告誡自己萬萬不可陷入。前車之鑒務須記取，我和我的家庭再經不起任何折騰了。每有相邀，或推以無才，或避而不見，尋個清靜之所，遠遠躲開那些瘋魔般的人物。唯一可以慰我寂寥的是河對岸數里有個叫喜茂的回鄉知青，與我相交甚篤，我常過河去找他聊天，喜茂一個夏天都在看瓜，他的瓜是專為取籽兒用的，叫打瓜，一拍就開，那籽兒又黑又大，漂亮極了。於是我便知道了世上竟然還有專吃籽兒的瓜。
我從未跟喜茂說過我的事，為的是保留自己那最後一點自尊。好在喜茂也從未問過，他把我當作了北京的知青。喜茂對北京很感興趣，大串聯時進了回北京，卻沒能進故宮，那時的故宮早奉旨關門了。喜茂覺得很遺憾，他爺爺——後來去世的那位大人——曾悄悄囑咐過他，進京城無論如何得去看看金鑾殿，這不是任何庄稼人都有的機會。喜茂去了，但是喜茂沒看著。他老對我說這件事，我就給他說北京，說紫禁城，說一座座的王府。喜茂對我很欽佩，我也覺得只有在喜茂跟前，我才像個人。
詩人們不甘寂寞，有著太旺盛的精力，有著濃厚的超前意識，有著突如其來的摩登之舉。這日，瀏詩人與郭詩人決定趁下地幹活之機偷跑，去爬華山，向陳摶老祖乞求靈感。他們約我同行，並派任務讓我去食堂竊饃若干、鹹菜數塊，等等。我知道，此事瞞不過上峰，明日點卯，一切均真相大白，非同小可。正猶豫間，喜茂過河來尋我，說他爺死了，讓我幫著尋幾首吹奏的曲子。我問以往吹些什麼，他說過去那些曲兒多不能用了，是「四舊」，擱一般人死了也就不吹了，但他爺是全村的大人，不能讓大人冷冷清清地上路，所以得吹，但又不能讓公家不高興，就讓我幫他想幾首適時的「革命曲子」。這很讓我為難，樣板戲不少，語錄歌更多，用作吹喪的曲子卻均為不妥，既不能太歡快給人以幸災樂禍之感，又不能太悲傷落入感時憤世之嫌。思索再三，我憑印象寫了幾首自以為勉強可用的，讓喜茂拿回去練。郭、瀏詩人問我去不去華山，我推說眼睛不行，夜裡登山看不清道兒，不想去。他們就走了，後來果然挨了批，罰刨爛磚頭，又苦又累，但兩人都寫了不少詩，什麼「雨夜登山我獨來」之類。那一天，我心裡總亂糟糟的不踏實，果然下午喜茂又急匆匆跑來，說我寫的那些字碼兒沒人識得，唱不出，讓我趕緊過去教。又說，村裡人聽說歇了幾年的吹樂今夜要復出，都要在靈前聽曲兒呢。
下了工，我就隨喜茂過河去了。村不大，喜茂家住村中間，院里設著靈堂，進進出出的人不少。我一進門就有人說，樂人來了！也有人說怎來了個女鬼子？我不知自己何以被稱為鬼子，十分不解。今年去旬邑採訪嗩吶民間藝術，才知百姓們俗稱吹鼓手為「龜子」，是依當年西域「龜滋」而渲化，為音樂的代稱。至此多年之謎才得以豁然。
先到的樂人已在廈屋裡坐著，抱著個嗩吶，木木訥訥的，也沒太多的言語。喜茂說，原本還有個拉胡胡的青年，被借調到縣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弄樣板戲去了，就只剩下了這位吹嗩吶的老漢。我當時把曲子給老漢哼了兩遍，他竟能隨著哼唱低低地吹下來了，其敏銳的樂感令我吃驚，也令我對這位木訥的農民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輪他單人吹奏時，卻說「弄不成」。我又唱，他又隨著吹，臨了又說「弄不成」。喜茂有些急，喜茂爹也有些急，我也急，我說我總不能跟著嗩吶唱吧，那不掙死我。喜茂說他有辦法，轉身不知從何處拿來一個笙，問我會不會吹。我說會。
我對笙並不陌生，我自兒時便與它打過交道。老北京人多會唱京戲，我們家也不例外，晚飯後父親常與他諸多的子侄們在後園子扯起胡琴，敲起鼓點，叮叮咣咣地開戲，成出成本地演，今日演不完明日接著來。兄長中不少均是京劇票友，造詣頗為精深。內中有位善唱程派青衣者，程派唱腔多有笙伴奏，以突出柔美凄婉之效果，為此家中便置一笙，與京胡、月琴之類放置一處，隨時備用。我那時尚小，出於淘氣與好奇，常將那笙從堆房中偷出，捂在嘴上，唔唔呀呀地吹，因為吹它比拉胡琴更來得方便。笙一旦在院中慘兮兮地發出聲響，大伯母就會從房裡出來，站在廊下訓斥：好端端的吹笙，不吉利呢，一個小丫頭，莫非還想當吹鼓手不成？大伯母是1961年才去世的，其娘家曾是清朝內務府官員，規矩多得厲害，她常常倚老賣老，我便以小賣小，這一老一小，便形成尖銳對立的兩個獨立世界。我不聽她的，依舊吹，吹得昏天黑地，吹得嘴裡吐白沫，吹得黑眼仁直往上翻，吹得一絲氣息悠悠欲斷……有話說，三天的笛子，隔夜的笙，三年的胡琴沒人聽，是說吹笙極易學，當然要吹出水平則又另當別論，但我斷斷續續地吹出「長亭外，古道邊」的時候，似乎並沒費太大的力氣。許是大伯母不該有那樣的預言，竟應在了我身上。我來為這個毫無瓜葛的陌生關中老漢吹奏送葬，可謂空前絕後，時空與命運的交叉在這裡形成了一個奇特的點，無法抗拒，無法躲避，這不能不使我感到內心的寒噤和苦澀。
喜茂說笙是他爺生前吹的，愛得什麼似的，別人誰也碰不得。吹嗩吶的老漢說，用長水的笙給長水送葬，長水準高興哩，他將來怕沒這樣的福氣。老漢說的是實話，看村裡這架勢，怕再沒第二個能吹嗩吶了。死者的笙是十七管十七簧的老式葫蘆笙，年代相當久遠了，端起這管沉甸甸的，已因手磨汗浸而紫得發黑的笙，我只覺得是一種緣分，一種與喜茂家、與這位被稱為長水的死者、與這渭水邊的小村的一種緣分。天地間有些事，不是誰都能說得清的。
嗩吶聲起了，聲音拉得長長的，在節拍上完全是即興的發揮，徹底脫出了我提供的曲子，不少地方還加入了哭腔顫音，曲調中突出了生命的精髓，突出了生的堅毅、死的重託，於是一院人悲聲大放。現在是我跟著老漢的調子走了，銜著笙口，我吹出了第一個音符，於是，在嗩吶的高亢與響亮中立即糅進了如泣如訴的沉吟，揉進了低音笙的鬆軟與甜美，使人的身心隨之顫抖，悲中有痛、痛中感悲的和諧達到了至臻至妙的境界。曾聽說，笙與琴都是充滿陰氣的奇妙之物，有「深松竊聽來妖精」之說，尤其笙，更可感召鬼物，本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物件，卻陰差陽錯地來了。古人說它吐鳳音，作風鳴，「能令楚妃嘆，復使荊王吟」；令人贊它柔潤清麗，比二胡亮，較笛子甜，在管弦樂中，能起著管樂與簧樂的兩重性質，使活躍的聲部結合起來而達到完美的和聲效果。正因如此，在長水老漢的葬禮上，它與嗩吶的密切配合，烘托出了一種情緒、一種氣氛，也烘托出了死者人生終點的最後一片燦爛與輝煌。
我吹了一個晚上，忘卻了身形，忘卻了榮辱，一身精力化作了迤邐情絲，與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