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一個早晨，我要離家了。
黎明的光淡淡地籠罩著城東這座古老的院落，殘舊的游廊帶著大字報的印痕在晨光中顯得暗淡沮喪，正如人的心境。老榆樹在院中是一動不動的靜，它是我兒時的夥伴，我在它的身上盪過鞦韆，捋過榆錢兒，那粗壯的枝幹里收藏了我數不清的童趣和這個家族太多的故事。我撫摸著樹榦，默默地向它告別，老樹枯乾的枝，傘一樣地伸張著，似乎在做著最後的努力，力圖把我罩護在無葉的蔭庇下。透過稀疏的枝，我看見了清冷的天空和那彎即將落下的殘月。
一想到這棵樹、這個家、這座城市已不屬於我，內心便湧起一陣悲哀和戰慄。戶口是前天註銷的，派出所的民警將註銷的藍印平靜而冷漠地朝我的名字蓋下去的時候，我腦海里竟是一片空白，不知自己是否存在著了。蓋這樣的藍章，在那個年代於那個年輕的民警可能已司空見慣，在當時，居民死亡，地富反壞右遷返，知青上山下鄉，用的都是同一個藍章，沒有絲毫區別，小小的章子決定了多少人的命運不得而知，這對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來說實在太正常，太微不足道，然而對我則意味著懷揣著這張巴掌大的戶口卡片要離開生活了十幾年的故鄉，隻身奔向大西北，奔向那片陌生的土地，在那裡紮根。這是命運的安排，除此以外，我別無選擇。
啟程便在今日。
母親還沒有起床，她在自己的房裡躺著，其實起與不起對她已無實際意義，重痾在身的她已經雙目失明，連白天和晚上也分不清了。我七歲喪父，母親系一家庭婦女，除了一顆疼愛兒女的心別無所有。為生計所難，早早白了頭，更由於「文革」，親戚們都斷了往來。有一個在地質勘探隊工作的哥哥，長年在外，也顧不上家。家中只有我和妹妹與母親相依為命，艱難度日。1967年的冬天，母親忽感不適，我陪母親去醫院看病，醫生放過母親卻攔住了我，他們說我的母親得了亞急性播散型紅斑狼瘡，生日已為數不多，一切需早做打算。巨大的打擊令我喘不上氣來，面色蒼白地坐在醫院的長椅上，說不出一句話。我努力使自己的眼圈不發紅，那種令人窒息的忍耐超出了一個十幾歲孩子的承受能力，但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在當時的家中，我是老大，我沒有任何人可以依賴，甚至於連傾訴的對象也找不到。我心裡發顫，邁不動步子，我說：「媽，咱們歇一歇。」母親說：「歇歇也好。」她便在我身邊坐著，靜靜地攥著我的手，什麼也沒問。那情景整個兒顛倒了，好像我是病人，她是家屬。
從醫院回來的下午，我在衚衕口堵住了下學回家的妹妹，把她拉到空曠的地方，將實情相告，小孩子一下嚇傻了，睜著驚恐的大眼睛，眼巴巴地望著我，竟沒有一絲淚花。半天她才回過神來，哇的一聲哭起來，大聲地問：「怎麼辦哪？姐，咱們怎麼辦哪？」我也哭了，憋了大半天的淚終於肆無忌憚地流下來……是的，怎麼辦呢，唯有隱瞞。我告誡妹妹，要哭，在外面哭夠，回家再不許掉眼淚。一進家門，妹妹率先強裝笑臉，哄著母親說她得的是風濕，開春就會轉好的。我佩服妹妹的幹練與早熟，生活已將這個十四歲的孩子推到了沒有退路的地步，我這一走，更沉重的擔子便全由她來承擔了，她那稚嫩的肩擔得動嗎？
回到屋裡，看見桌上的半杯殘茶，一夜工夫，茶水似乎變濃變釅，泛著深重的褐色。堂屋的地上，堆放著昨天晚上打好的行李，行李卷和木箱都用粗繩結結實實地捆著，彷彿它們一路要承受多少摔打，經歷多少劫難似的。行李是哥哥捆的，家裡只有他一個男的，所以這活兒非他莫屬。本來，他應隨地質隊出發去贛南，為了「捆行李」，他特意晚走兩天。行李捆得很地道，不愧出自地質隊員之手，隨著大繩子嗤嗤地勒緊，他那為兄為長的一顆心也勒得緊緊的了。妹妹已經起來了，她說今天要送我去車站。我讓她別送，她說不。我心裡一陣酸澀，想掉淚，臉上卻平靜地交代由火車站回家的路線，塞給她兩毛錢囑咐她回來一定要坐車，千刀別走丟了。我還想讓她照顧身患絕症的母親，話到嘴邊卻說不出口。把重病的母親交給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實在太殘酷了。
哥哥去推平板三輪車，那也是昨天晚上借好的。他和妹妹把行李一件件往門口的車上抬。我來到母親床前，站了許久才說：「媽，我走了。」母親動了一下，臉依舊朝牆躺著，沒有說話，我想母親會說點什麼，哪怕一聲輕輕的啜泣，對我也是莫大的安慰啊……我等著，等著，母親一直沒有聲響，我遲遲邁不動腳步，心幾乎碎了。聽不到母親的最後囑咐，我如何走出家門，如何邁開人生的第一步……
哥哥說：「走吧，時間來不及了。」被妹妹拖著，我向外走去，出門的時候我最後看了一眼古舊衰老的家，看了一眼母親躺著的單薄背影，將這一切永遠深深印在心底。
走出大門，妹妹悄悄對我說，她剛才關門時，母親讓她告訴我：出門在外要好好兒的……我真想跑回去，跪在母親床前，大哭一場。
趕到火車站，天已大亮，哥哥將我的行李搬到車上就走了，說是三輪車的主人要趕著上班，不能耽擱了。下車時，他沒拿正眼看我，我看見他的眼圈有些紅，大約是不願讓我看見的緣故。
捆行李的繩頭由行李架上垂下來，妹妹站在椅子上把它們塞了塞，我看見了外套下面她爛舊的小褂。我對她說：「你周三要帶媽去醫院驗血，匣子底下我偷偷壓了十塊錢，是抓藥用的。」妹妹說知道，又說那十塊錢昨晚媽讓哥哥打在我的行李中了，媽說出門在外，難保不遇上為難的事，總得有個支應才好。我怪她為什麼不早說，她說媽不讓，媽還說，讓你放心走，別老惦記家。你那不服軟的脾氣也得改一改，要不吃虧。在那邊要多幹活，少說話，千萬別寫什麼詩啊的，寫東西最容易出事兒，這點是媽最不放心的，讓你一定要答應……
我說我記著了，她說這些是媽今天早晨你還沒起時就讓我告訴你的。我的嗓子哽咽發澀，像堵了一塊棉花，半句話也說不出來。知女莫若母，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母親擔憂的正確，參加工作只有半年的我，終於因為「詩的問題」被抓了辮子。打入另冊以後我才體味到母親那顆親子、愛子的心，但為時已晚，無法補救了。
我至今不寫詩，一句也不寫，怕的是觸動那再不願提及的傷痛。為此我愧對母親。
那天，在火車裡，由於不斷上人，車廂內變得很擁擠，妹妹突然說該給我買兩個燒餅，路上當午飯。沒容我攔，她已擠出車廂跑上站台，直奔賣燒餅的小車。我從車窗里看她摸了半天，掏出錢來，那錢正是我早晨給她的車錢。我大聲阻止她，她沒聽見。這時車開動了，妹妹抬起頭，先是驚愕地朝著移動的車窗觀望，繼而大叫一聲，舉著燒餅向我這邊狂奔。我聽到了她的哭聲，也看到了她滿面的淚痕……
再也支撐不住，我趴在小桌上放聲大哭起來。火車載著我和我那毫無掩飾的哭聲，駛過盧溝橋，駛過保定，離家越來越遠了……
在我離家的當天下午，哥哥去了贛南。
半年後，妹妹插隊去了陝北。
母親去世了。
家鄉一別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