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七歲。
七歲的我感到家裡發生了什麼大事。
我從外面玩回來，母親見到我，哭了。母親說：「你父親死了。」
我一下蒙了。我已記不清當時的自己是什麼反應，沒有哭是肯定的。從那時我才知道，悲痛至極的人是哭不出來的。
父親突發心臟病，倒在彭城陶瓷研究所他的工作崗位上。
母親那年四十七歲。
母親是個沒有主意的家庭婦女，她不識字，她最大的活動範圍就是從娘家到婆家，從婆家到娘家。臨此大事，她只知道哭。當時母親身邊四個孩子，最大的十五歲，最小的三歲。弱息孤兒唯指父親，今生機已絕，待哺何來！
我怕母親一時想不開，走絕路，就時刻跟著她，為此甚至夜裡不敢熟睡，半夜母親只要稍有動靜，我便嘩的一下坐起來。這些，我從沒對母親說起過，母親至死也不知道，她那些無數凄涼的不眠之夜，有多少是她的女兒暗中和她一起度過的。
人的長大是突然間的事。
經此變故，我稚嫩的肩開始分擔家庭的憂愁。
就在這一年，我戴著一身重孝走進了北京方家衚衕小學。
這是一所老學校，在有名的國子監南邊，著名文學家老舍先生曾經擔任過校長。我進學校時，絕不知道什麼老舍，我連當時的校長是誰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班主任馬玉琴，是一個梳著短髮的美麗女人。在課堂上，她常常給我們講她的家，講她的孩子大光、二光，這使她和我們一下子拉得很近。
在學校，我整天也不講一句話，也不跟同學們玩，課間休息的時候就一個人或在教室里默默地坐著，或站在操場旁邊望著天邊發獃。同學們也不理我，開學兩個月了，大家還叫不上我的名字。我最怕同學們談論有關父親的話題，只要誰一提到他爸爸如何如何，我的眼圈馬上就會紅。我的憂鬱、孤獨、敏感很快引起了馬老師的注意。有一天課間操以後，她向我走來，我的不合群在這個班裡可能是太明顯了。
馬老師靠在我的旁邊低聲問我：「你在給誰戴孝？」
我說：「父親。」
馬老師什麼也沒說，她把我摟進她的懷裡。
我的臉緊緊貼著我的老師，我感覺到了由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溫熱和那好聞的氣息。我想掉眼淚，但是我不想讓別人看見我的淚，我就強忍著，喉嚨像堵了一大塊棉花，只是抽搐，發哽。
老師什麼也沒有問，老師很體諒我。
一年級期末，我被評上了三好學生。
為了生活，母親不得不進了家街道小廠糊紙盒，每月可以掙十八塊錢，這就為我增添了一個任務，即每天下午放學後將三歲的妹妹從幼兒園接回家。有一天臨到我做值日，掃完教室天已經很晚了，我匆匆趕到幼兒園，小班教室里已經沒人了，我以為是母親將她接走了，就心安理得地回家了。到家一看，門鎖著，母親加班，我才感覺到了不妙，趕緊轉身朝幼兒園跑。從我們家到幼兒園足有公共汽車四站的路程，直跑得我兩眼發黑，進了幼兒園差點沒一頭栽倒在地上。進了小班的門，我才看見坐在門背後的妹妹，她一個人一聲不吭地坐在那兒等我，阿姨把她交給了看門的老頭，自己下班了，那個老頭又把這事給忘了。看到孤單的小妹一個人害怕地縮在牆角，我為自己的粗心感到內疚，我說：「你為什麼不使勁哭哇？」妹妹噙著眼淚說：「你會來接我的。」
那天我蹲下來，讓妹妹趴到我的背上，我要背著她回家，我發誓不讓她走一步路，以補償我的過失。我背著她走過一條又一條衚衕，妹妹幾次要下來我都不允，這使她感到了較我更甚的不安，她開始討好我，在我的背上為我唱她那天新學的兒歌，我還記得那兒歌：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小熊小熊點點頭呀，
小洋娃娃笑嘻嘻。
路燈亮了，天上有寒星在閃爍，衚衕里沒有一個人，有蔥花熗鍋的香味飄出。我背著妹妹一步一步地走，我們的影子映在路上，一會兒變長，一會兒變短。兩行清冷的淚順著我的臉頰流下，淌進嘴裡，那味道又苦又澀。
妹妹還在奶聲奶氣地唱：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是第幾遍重複了，不知道。
那是為我而唱的，送給我的歌。
這首歌或許現在還在為孩子們所傳唱，但我已聽不得它，那歡快的旋律讓我有種強裝歡笑的誤解，一聽見它，我的心就會縮緊，就會發顫。
以後，到我值日的日子，我都感到緊張和恐懼，生怕把妹妹一個人又留在那空曠的教室。每每還沒到下午下課，我就把笤帚搶在手裡，攏在腳底下，以便一下課就能及時進入清理工作。有好幾次，老師剛說完「下課」，班長的「起立」還沒有出口，我的笤帚就已經揮動起來。
這天，做完值日馬老師留下了我，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匆忙。當時我急得直發抖，要哭了，只會說：「晚了，晚了！」老師問什麼晚了，我說：「接我妹妹晚了。」馬老師說：「是這麼回事呀，別著急，我用自行車把你帶過去。」
那天，我是坐在馬老師的車后座上去幼兒園的。
馬老師免去了我放學後的值日，改為負責課間教室的地面清潔。
恩若救急，一芥千金。
我真想對老師從心底說一聲謝謝！
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是太一般的小事，但於我卻是一種心的感動，是一曲純潔的生命樂章，是一片珍貴的溫馨。忘不了，怎麼能忘呢？
如今，我也到了老師當年的年齡，多少童年的往事都已淡化得如煙如縷，唯有零星碎片在記憶中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