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要有故事；有了故事，自然要有人物。
中國的四大名著皆很講究為人物起名，說法最多的當然是《紅樓夢》。比如賈雨村，意為「假語村言」，甄士隱，意為「真事隱去」。又如賈府的四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寄託了作者對這些女孩命運的「原應嘆息」。僅是《紅樓夢》的人名研究，就有多不勝數的文章和著作，人們試圖從中發掘出更深刻的寓意，雖然有些我並不認同，但至少從中可見作者當初為人物起名時的用心良苦。
再說《西遊記》，幾位主要人物的名字也相當講究。孫猴子為「悟空」，豬八戒為「悟能」，沙和尚為「悟凈」。三個名字分別代表了佛教修鍊的某種境界，給人印象很深。
《三國演義》的人物基本取自歷史真實，那些名字何其響亮貼切，讓人過目難忘。比如曹操、劉備、孫權、孫策、諸葛亮、張飛、關羽、趙雲等英雄豪傑，再加之驚心動魄的描寫，這些歷史人物千百年來婦孺皆知，深入人心。
說起來起名是大事，一個人起什麼名字，不僅僅是幾個漢字的簡單組合，而是攜帶了這個人出生及成長的全部血統基因、文化傳承，包括家族期待。在我成長的時期，孩子中不少起名援朝、抗美、躍進等，到了「文革」時期，名為「衛東」、「衛紅」、「紅兵」、「文革」的有一大批。從名字中可以很容易看到時代的印記。
近日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寫到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新星》。1986年《新星》電視劇熱播，文章的作者陳志鵬其時正在雲南任職，在一次聚會中與《新星》的責編章仲鍔有過交流，談到這部作品，認為作者取名「深有喻意」。他特別提到書中的三個人物：如「李向南」者理想實現難；干擾變革的極「左」頑固腦袋「高良傑」者高粱秸無用也；記者「顧小莉」自視甚高，其實是「顧小利而忘大義」的諧語。
讀了這段分析，我不禁啞然失笑。
記得當年就有讀者寫信，問「李向南」是否有「理想難」之意，我覺得是一種杜撰，並未放在心上。我為自己的人物起名，從不偷懶。往往決定要寫什麼故事了，首先得確定人物。有了人物，要一一起名。我寫的有些長篇小說，有名有姓的百十人之多，起名是個大工程。人名起對了，人物才能鮮活起來。人物鮮活了，才會在故事中離開作者人為的「把握」自己去行動。
所以，說起來起名不算寫作中的大事，但我從來當大事處理，捨得花力氣。名字起好了，符合我對人物的感覺了，就意味著創作成功有了開始。
再說《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給他起名不光要帶有時代特徵，還要有家庭特點。比如他的父親曾參加解放戰爭帶兵打仗，而「向南」兩字則帶出主人公出生時國家和家庭的態勢。我高中時就讀的北京101中學，同班同學中就有一個叫「李向南」的。順便提一句趣聞，1986年春天恰逢101中學校慶，母校很鄭重地邀請了我，但我正在山西榆次進行《夜與晝》的寫作，捨不得抽時間回北京。事後聽校友說，以為那天我會來，校門口預先擠滿了正被《新星》激動的少年校友們。久等不見，情急之下竟然把我的同學李向南擁到台上，並且蜂擁而上索要簽名。李向南哭笑不得之餘，也便索性給大家簽開了。
至於前面提到的高良傑、顧小莉，我從未把他們簡單當作「反面人物」。高良傑算是一位相當有頭腦的農村幹部，只是他思想僵化，跟不上時代，起名時不曾想到他的名字諧音「高粱秸」。而顧小莉後來又多次出現在我的其他作品中，這個女孩聰明、勇敢、時尚、敢愛敢恨，雖然不乏特權意識與嫉妒、偏激，但我從未簡單地把她概括為「顧小利而忘大義」的人，甚至根本不這樣看待這個人物。
再如《新星》中的一位「反面人物」（姑妄這樣簡單說之）「潘苟世」，章仲鍔當年曾問「苟世」是否「狗屎」之意，我當即否認，是因為為他起名時並沒有這樣的諧音和聯想。公社書記潘苟世出身農村，狹隘、霸道，起名必須符合這個人物的特點。在我生活過的山西農村，許多農民起名時會反著來，越是將孩子看得金貴，反而將名字起得輕賤，謂之「好養」。「苟世」顧名思義，是「苟活於世」的意思。
由《新星》中人名被「過分解讀」，我想到了對文學作品的各種解讀都可能有「過分」之處。當代的作品或者還有作者本人出來說明，非當代的作品，作家已經不在，種種過分解讀可能遠離作家原意，卻加在了作家頭上。因此，我們可以有足夠理由對各種解讀不以為然。
然而，話說回來，各種各樣的解讀，哪怕再離譜，不正是對文學作品閱讀與欣賞的特有趣味嗎？倘若作家把一切都說明了，又有何意思？
如此，我寫這篇文章，倒可能算一種不聰明的做法了。